毛泽东公文的修辞艺术(5)

毛泽东公文的修辞艺术(5)

核心提示:毛泽东同志毕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他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不仅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而且在领导我国革命事业的征途中,还亲手撰写了大量的公文。学习毛泽东的修辞艺术,给我们带来如下启示:  第一,创造性修辞必须适应题旨和情境的需要。

与文学作品相比,创造性修辞在公文中又有什么不同要求呢?

一是公文的创造性修辞受限于文种,而文学作品则无此限制。作为管理国家、处理公务而使用的书面文字工具的公文,从应用范围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法规性、指令性、契约性的文种,如行政公文,法规性公文等,有关方面“遵照办理”或广为传播的,写作时语言要求准确、简洁、庄重,写法要相对规范,以便读者准确无误地理解和执行,因此这类文种使用修辞是有一定限度的。《毛选》中的这类公文,如命令(训令)、决定、决议、指示、通知、通报、布告、函等符合上述原则。第二类属于报道情况、介绍经验、交流思想、阐明事理、宣传教育的文种,如总结、考察报告、会议报告、演讲辞等,其写作手法多以叙述为主。有时为了引人入胜,可适当运用积极的创造性修辞,《毛选》中凡使用讲究积极修辞的文种,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党八股》等也未超出这个范围。

二是公文的创造性修辞多具仿说性,文学作品则具有开拓性。仿说性,是指原本有过这类形式的说法,公文的撰拟者觉得这类形式好,但要表达另外的意义,就不能让意义原封不动,需要对其形式加以模仿。如比喻是一种形式,谁都可以运用它来创造出无数具有新鲜内容的比喻。《毛选》中的公文虽然运用大量的比喻,甚至还用了析词和夸张等修辞手法,但都以现成说法变化而来。例如:“裹脚布”是现成语汇,稍加改动,就仿拟成“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以此比喻“长而空”、令人生厌的文章。“大众化”是现成语汇,析词法只“透析”一字,改“大”为“小”,就成了“小众化”,讽刺意味即跃然纸上。“钦差大臣”是古人留下的语汇,作者在该名词之后加上“满天飞”,就形成夸张的语意,谴责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脱离实际夸夸其谈。但文学作品的修辞创新,却以开拓性为主。所谓开拓性,是指原来根本没有这种说法,作者从修辞效果出发,创造出与惯用说法不一致的新说法。

例(2) 月亮望着我,

我蓦然想起她透明的眼睛,

炽热的目光编织着无声的语言;

(刘毅然《睡吧,我在远方的思念》)

例(2) 那就用今天作土壤吧,

它定会抽出一芽绿色的明天。

(胡益《回忆》)

诗人联想大胆,组合巧妙,形象新奇。例(2)“目光”能“编织着无数的语言”,例(2)“今天”能“抽出一芽绿色的明天”,但它却使非生命体具有生命感。

三是公文的创造性修辞与文学作品中的写作目的不同,叙述和描写手法也不尽相同。公文的写作目的以解决公务问题为第一要务,指示或告知人们该怎么做,情况如何等等,全在于实用,不像文学作品的写作目的全在于赏心悦目,塑造形象。因此,即使创造性修辞用到叙述,公文也必须比文学作品写得概括,其方法是叙述、描写、议论相结合。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的是古典名著《水浒传》里洪教头与林冲比武的故事,目的在于说明必要的战略退却的道理,该文仅用了44个字,便把故事讲清,十分概括。但翻开《水浒传》,有关上述故事的描写,却写了四段,约千字左右。其中环境和心里描写,有人物行动和对话,以此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因此叙述、描写多铺陈。

综上所述,毛泽东公文的创造性修辞对我们改变公文写作中写法呆板、语言贫乏的现状指明了方向和途径,是值得我们公文写作人员认真学习和借鉴的。

责任编辑:葛立新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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