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世界意义的儒家（2）

儒家能否提出一种新普世价值

第四，《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中有个提法，说儒家能否从自身提出一种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新普世价值，这个问题大概是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听起来有一点怪，儒家当然自身能够提出一种不同于自由民主的价值，因为在他两千多年发展里面本来就形成了一套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就是不同于自由民主的。但是本书这个提法似乎不是指过去的普世价值，是说新的普世价值，就是要针对现代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提出一种从内容到表达形式上都是新的普世价值。这个问题比较发人深思。

我们一般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设定、表达，要考虑传统文化的基础，这里还是把儒家的价值作为过去式。所以谈到儒家价值一般是指儒家从前所发展起来的一套不同于现代，不同于民主自由的那些价值，而不太重视今天的儒家怎么表达新的普世价值。后来我想其实从抗战以来也还不少，什么新五德、新六德，都是儒家思想里面总结出来新的价值观。当代学者至少我知道牟钟鉴、吴光等都有好多新几德的这种想法，什么仁义、中和、公诚等。所以新的普世价值这个提法以前没有怎么见到，但是现在仔细一想确实有这个东西。

但我想提出的例子，是比较有世界意义的，这就是新加坡所谓亚洲价值那个提法。你说有没有一个从儒家思想里面提出的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新普世价值，我认为是有的。现在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就是新加坡提出的“亚洲价值”。它说是五大价值：第一个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第二国之本在家;第三国家要尊重个人;第四和谐比冲突更有利于维持秩序;第五宗教间应该互补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包含的，不仅是传统的东亚的价值，也有百年来吸收西方文明所发生的新价值，如国家要尊重个人。其实亚洲价值并不是说它的价值体系里面所有要素只有亚洲性。亚洲的价值跟现在西方价值不同，但并不是这个体系里面所有价值要素都不一样，不是的。所谓亚洲价值不是追求元素上的那个差异，而是价值的结构和序列、重心有不同;元素有不同，但是也有同的，但是总体来讲价值序列的重心不同。因此新加坡的这套亚洲价值观是一套价值观体系，总体来讲就是一套非个人主义优先的价值观，是新加坡版本的亚洲现代性的价值观，我认为也是新加坡版的现代儒家文明的价值观。它的核心就是不是个人的自由权利优先，而是族群和社会的利益优先;不是关联各方的冲突优先，而是关联各方的和谐优先，这比较接近社群主义的态度。我们说它不能够用来压制人权，它需要靠扩大民主和尊重个人的价值来实现对人权的保护。但是它与西方价值确实不同，就是它的总体的价值态度是要求个人具有对他人、对社群的义务和责任。当然，这个亚洲价值也有不足的地方，在于它的层次在中间的层次，他还是着眼于在社会价值的层面，在比较高的层次上的价值没有怎么表现出来。

第五，关于自由民主的问题。自由民主在这本书里面表述就是说它总是跟西方国家的利益诉求是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从它的外交政策来看的。但是要看到，世界史上，自由民主的理念是在西方近代长期的社会冲突里面，特别是在解决内部冲突的过程中提出的，提出这个不是为了外部骗人的，而是为了解决内部的问题。

“多元的普遍性”

最后讲一下我自己对普世价值的看法。我有一次在韩国讲过这个问题，当时用了四个比较押韵的英文词讲儒家的价值，这就是：humannity， civility， community， responsebility。我认为，中国传统第一它比较关注仁爱;第二关注礼性(当然我这个提法里面有受我在韩国讲演影响的一种因素。就是我突出这种礼性精神，部分是因为韩国是一个比较重视礼仪的国家，我讲的时候当然要跟当地的文化有所沟通。我讲的礼性就是对礼教文化的本性、精神、价值的肯定);第三关注社群利益;最后强调责任，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所有的德行里面都是充满着责任意识，比如说孝是对父母的责任意识，信是对朋友的责任意识等。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采取的基本立场不是要素论的，是结构论的;不是一元论的，是多元论的。什么意思呢?我在2005年写了一篇文章讲全球化时代的价值问题，我提出的概念叫做“多元的普遍性”。针对一元化的普遍主义，所以我提出多元的普遍性。多元的普遍性跟人类学关于全球化的提法有关系。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讲全球化的时候，就提出所谓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他认为全球化是双重的进程。普遍主义特殊化指的是西方首先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管理体系，和它的基本价值引入其他地方。特殊主义的普遍化是指世界其他各民族对本土价值的认同，越来越具有那种全球的影响，并且融入到全球化过程里面来，这样地方性知识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所以罗伯森把它叫做地方全球化。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说法对于东方文明价值肯定性是不足的。我们认为西方的文明是比较早的把它自己实现为一种普遍的东西，而东方文明在把自己实现普遍性的方面，现在还没有做到最充分的程度。而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内在的精神价值并不决定于它外在实现的程度，换句话说，东西方的精神文明跟它的价值其实都内在地具有普遍性，我们也不能说今天只有我们中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说西方的价值没有任何普遍性意义，不能这样讲。我认为应该承认东西方都有其内在的普遍性，这个内在的普遍性能不能实现出来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需要外在的历史的条件，实现出来的就叫做实现的普遍性。费孝通先生曾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对“多元普遍性”文化观的生动的形象的写照。

如果从精神层面，从价值层面，从东西方各个文明都有它内在的普遍性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说都是普遍主义的，东西方文明的主流价值都是普世价值。但是他们之间有差别，他们在历史里面实现程度也不同。因此正义、自由、权利、理性当然是普遍主义的，但是仁爱、礼教、责任、社群、内心安宁也是普遍主义的价值，我刚刚讲梁漱溟先生的例子揭示的应该就是这个道理。这样一个立场，我以前写的文章就称之为“承认的文化”，查尔斯·泰勒是专门讲“承认的政治”，从多元主义来讲，我就说我们必须有“承认的文化”这样的立场，这个立场当然就是世界性的多元主义的立场，这是我自己在这个方面的一个看法。

这是从多元主义的角度来讲。我刚刚讲的要素论和结构论差别在什么地方?《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提出要从儒家体系里面提炼出跟西方不同的价值，我的意思就是不一定只是要求在要素上全然不同的一个体系。我觉得这里面有些要素可以是不同的，但是一个现在的儒家价值里面可以包容民主自由这些，只不过自由民主的价值在儒家价值体系里面的位阶不一定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