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是创业还是守成,道路的选择都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选择。而且,它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才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臻于自觉,达到自信,而不会为之动摇。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列宁的《政治遗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个讳莫如深的问题,起码在中国是这样。一个伟人往往代表了一个时代,他所拥有的崇高声望和影响力,使得他的逝世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巨大震动和短期内难以弥补的历史真空。列宁的逝世就是这样,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苏维埃俄国的亿万人民来说,那是犹如光芒万丈的太阳突然陨落了一样。就连托洛斯基这样的大人物也不能不表现出茫然和担心:工人阶级成了孤儿,党成了孤儿,我们如何前进?我们找得着道路吗,不会迷失方向吗?《正道沧桑》第十九集《路的博弈》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已经过去了整整九十年的历史。
当时苏联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面临着三个必须做出的重大历史抉择:其一是选择什么人做列宁的接班人?其二是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其三是要不要继续实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后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在帝国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列宁的过早去世,苏联共产党尚未能建立起制度化的领导人更替机制,而列宁的遗嘱只是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了他对党的几位领袖的看法,列宁认为选择谁做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代表大会的权力。遗憾的是,列宁的遗嘱并没有被传达给党的代表大会,于是,列宁明确认为并不合适担任党的最高领袖、但此时却身居要津的斯大林就完全确立了自己的接班人地位。青史凭谁问是非?对此,我们只能说,古今多少事,并不都在笑谈中。
与此同时,在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斯大林同托洛斯基展开了争辩,实践证明斯大林是正确的。但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继续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是走高度集中,快速发展经济的道路这一问题上,斯大林无疑走过了头。这里既有国际环境严峻的因素,更有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偏差,其中有些作法影响深远,成为国际共运中根深蒂固的“极左”倾向的源头和标本,是我们必须牢牢记取这一不可须臾忘却的历史教训。
教训之一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要及时转移工作重心,不能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相当一段时期,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地开展肃反运动,错整、错杀了许多人,弄得国内政治空气异常紧张,失去了社会主义应有的民主、和谐、富于生气的社会氛围。特别是在党内,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动辄大开杀戒,甚至实行秘密逮捕、秘密处决的方式,使党内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严重影响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先锋队作用的发挥。
教训之二是,要搞“群言堂”,不能搞“一言堂”,要坚持集体领导,不能一个人说了算。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但从来都是把它建筑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上,如果丢掉了这一基本原理,就势必要走到“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上去。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关系的理论,也是如此,过分夸大领袖的作用,使领袖凌驾于全党之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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