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法创新的三个维度

战法创新是否合理，前提在于战法“质”的维度。所谓战法的“质”，是一种战法区别于其他战法的内在规定性。战法之所以千差万别，就是因为它们在不同战争观指导下，有不同的“质”与特有属性。因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正义战争的战法和非正义战争的战法，人民战争的战法与非人民战争的战法具有截然不同的“质”。由于人民战争的战法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之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反动军队的一些战法，如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三光”政策等，都是反人民的战法，是与人民战争根本对立的战法。近年来，我们始终提倡在研究外军战法中要“借鉴吸收”，就是因为“质”的因素决定了照抄照搬容易邯郸学步、水土不服。

恩格斯说：“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质”的维度，只是体现了新战法合理性或可能性，但是否可行还要有“量”的规范为战法实践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所谓“数中有术，术中有数”，就是这个道理。这种“量”的规范，需要研究假想敌的编制、体制和装备性能等数据，并结合本国力量去研究与其博弈的数据需求，进而才有制胜的战法。战争现象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可用数量来表示，包括国力、军力、火力、信息力等，凡是涉及大小、多少、快慢、高低、长短、优劣等都要以数量表示。用客观的观点去考察战争，认识战争，驾驭战争，就必须做到心中有“数”。不仅要对作战双方的情况有全面的、基本的数量分析，而且还要敏锐分析和把握战争诸多要素在数量上可能的发展变化，以推进新战法具备可操作性。如可能作战地域攻防的正面和纵深，配置的面积和距离，作战双方兵力兵器的对比等，都是战法研究必然遇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数据的获得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老数据”、外军的“洋数据”，或学术讨论中的“待定数据”上，要依靠各种渠道，借助各种信息获取手段去调查研究大量的“新”数据，并将这些丰富的数据加以综合集成，找出规律性的“量”。随着近年来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战法研究已进入了“质”和“量”相统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预实践”时代。借助想象力和技术手段，通过“预实践”来实证、检验、论证有关数据和结论，可以进一步对战法构想进行修正，并能减少行动误差。

把握了“质”和“量”两个维度的统一，是否就意味着已经涵盖了战法的内核？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战法运用既不能打破战争质、量的界限，也不能超越战争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孙子认为，乐兵、穷兵，一味恃强好战者，将自食其果；寝兵、偃兵，一味想靠“仁义”禁争夺，也要吃大亏。由于受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严格制约，现代战争发起的目的、规模、手段、强度和直接交战的时空均较为有限，战争的相对可控性趋势日益增强，战胜的标准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因此赋予了“量敌用兵”新的内涵。“打什么目标、打到什么程度、怎么打，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形式结束战争”等都有“分寸”和“火候”限制。正如医生看病，既要对症下药也要适度下药。在把握“质”和“量”两个维度相统一的同时，战法研究不可忽视对“度”的明确阐释和规定，如此才能在实战中得心应手。

战法“质”的维度容易被人们所掌握，战法“量”的维度因为受到科技条件的支持也日益变得容易把握。战法运用的“度”虽难以靠简单的数字来表现，但至少需要在战前明确其大略和要点。有时需要靠经验积淀对应的智慧和计谋，考虑好“灭敌”、“耗敌”和“控敌”的“度”的要求。因此，战法“度”的维度是原则性与灵活性、质和量的统一。近几场局部战争表明，能打胜仗需要战法“质”、“量”和“度”三个维度实现完美统一。缺少任何一个维度，都难以达成战略目的。战法研究必须坚持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深入分析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类型、规模，以及力量运用和组织形式的特点等，按照“能打仗、打胜仗”要求，研究有“质”、有“量”、有“度”的新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