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届”≠投资冲动

换届之年各地往往出现大规模、超常规投资，这种投资冲动应引起高度警惕。各级政府必须建立科学的政绩观和相应的考核体系，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近几个月，一些地方陆续公布了规模庞大的投资计划，其数额远超往年。仅今年计划完成的投资，就动辄以万亿元计，如四川计划投资2万亿元、贵州计划投资1万亿元、山西计划投资1.1万亿元，浙江则计划未来5年投资10万亿元以上。

这在各地设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上也可见一斑。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有20个省(区、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在20%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30%。

今年各地确定的增长目标普遍偏高，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换届有关。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有24个省份把增长目标定在10%及以上。实现高增长，对地方政府而言，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短期内很容易见效。正因如此，换届之年各地往往出现大规模、超常规的投资，是我国多年存在的问题。

这一问题再度重演，反映了一些地方唯GDP是举，仍然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的老办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没有切实的突破。尤其要引起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但金融系统的风险不断凸显，一些行业出现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锁定风险是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冲动应引起高度警惕。

首先是投资的钱从哪里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不少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增长放缓，导致投资资金来源转向地方政府性债务。据银监会统计，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居高不下，且许多地方债已经进入偿还高峰期。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超常规增加投资规模可能导致“旧账未还、又欠新账”，进一步加大地方债务风险。

其次是钱投到哪里去。为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不少地方把资金主要用于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领域。但不容忽视的是，也有不少资金被投向房地产市场和产能过剩行业。本报此前针对水泥行业的调研就显示，西南地区水泥产业已经出现严重过剩，但这一领域的投资却仍在持续。长此以往，过剩产能与超前投资可能形成恶性循环，酿成更大风险，而且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计划，还可能带动钢铁、水泥、建材等大宗商品价格虚高，进而推高整体价格水平，给宏观调控带来难题。

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体制机制没有完全理顺的情况下，依靠政策投资和传统产业带动，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繁荣，却不会有持续健康发展，甚至会带来较大风险。各级政府必须建立科学的政绩观和相应的考核体系，把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必要的政府投资也要发挥好导向作用，当前资金应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城镇基础设施、“三农”、社会事业以及社会管理、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等领域。对没有偿还能力的低效投资，甚至还在搞产能过剩的项目，要坚决停止资金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