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

需摆脱“目标增长率”

劳动力生产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意味着，中国无法再依赖“人力+投资”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那么，依赖科技和创新是根本解决之道吗？“全要素生产率（TFP）”才应该是衡量经济的标准，即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作为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的增长，伍晓鹰指出。

虽然中国一直强调技术创新，然而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制度改革。“改善效率肯定比技术创新更加重要，和解决速度问题需要的方法相反，解决效率问题靠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构调整，是制度创新，归根结底靠的是改革。”伍晓鹰指出。

在具体的解决方案上，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伍晓鹰分析，中国不能再预设“GDP增长目标”，因为预设GDP增长目标将使经济发展继续成为地方政府的行政目标，继续维持现有的“政府管经济”的结构，而目前政府的过多干预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制度改革要求两个撤出，即政府从经济活动中撤出，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部门撤出。” 伍晓鹰分析。

下一步中国的改革将需要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角色，巴特判断，政府将从“经济发展的管理者、规划者”转为“撤出经济活动”的“服务者”。从“低级收入”到“中等收入”的这个发展阶段，控制经济对政府来说非常容易，因为“投资”和“人力”在这一阶段是发展的动力，而从“中等收入”这一阶段开始，“效率”和“创新”取代了“投资”和“人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这时，政府就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而企业才是创新的源泉，效率的推动者。

其实中国改革一直在强调开放，可是具体要开放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呢？只有不断尝试，因为谁也不可能知道答案，真正合适的方案只有在不断地尝试和创新中摸索，巴特分析，目前外资企业仍然只把中国作为“生产和销售场所”，而不是“创新场所”，不愿意与中国共享重要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用什么来衡量经济实力

要采取正确的战略，对经济发展的准确判断是基础，而与目前政府、学界、业界的普遍标准不同，巴特从三个方面来全面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即“趋势”、“冲击”和“转变”。“趋势”代表常见而且是基础性、长期性的经济影响因素，比如人力、资本、能源、原材料、产品、服务等，“冲击”则代表短期内、突发性的影响因素，例如大型自然灾害、金融风暴等，而“转变”则代表各项影响因素自身的变化，包括在人力、教育、技术、创新、能源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巴特指出，作为商业组织，在上述三个衡量指标之中，最应该关注的是，从“冲击”到“转变”的变化趋势，例如，金融风暴如何促进技术创新、人力变化。他表示，“转变”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将对人力、技术、全球格局、政策这四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对于衡量经济的指标，伍晓鹰强调，要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全面衡量中国的生产率，用“创新”的能力取代“人力+资本”收入作为衡量标准，因为无论在人力还是资本方面，中国的效率都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