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让我们回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祖先维京人的习俗上。维京人的传统对当今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来说,最多不过是个遥远的传说,很难产生深刻的塑造作用。新教改革的传统,恐怕具有更为真实的影响。但我们至少可以说,维京人的传统对于解释当今社会,仍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维京人的社会是个非常平等的社会,又是个极具冒险精神、以贸易为立身之本、在国际竞争中生存的社会。当年阿拉伯人控制了地中海,切断了欧洲人在南部的传统贸易路线,是维京人自北而下,一路劫掠,同时打通了北路贸易,使欧洲免于彻底的封闭,甚至跨越大西洋,早在哥伦布之前几百年就到达了加拿大的纽芬兰。在轻舟远袭、与变幻不定的世界进行全球化的互动过程中,所有成员之间的平等和同舟共济精神,就成了效率的基础。这种社会运行的逻辑不是赢者通吃、让强者凌驾于弱者,而是互相扶持,生死与共,群体成功是个人成功的基础。据说中世纪一位法兰克的使臣要求见维京人首领时,维京人的回答是:“我们都是首领。”今日的北欧社会,虽然跟维京人的时代相去甚远,但是,“我们都在一起生存”的同舟共济精神仍然是社会的基本价值。所以,尽管北欧政治中也有自由派、保守派的左右之争,但双方都赞同通过政府削平贫富的政治哲学。而整个经济,也能够在这种政府参与创造的平等基础上产生令人生畏的效率。
当然,北欧模式在目前的大衰退中也遇到了深重的危机。失业率的增高,使福利负担加重。移民、人口老化等,都是长期的严峻考验。但在当下,美国、欧洲、日本无处不是危机。相比之下,北欧的前景恐怕更乐观些。深陷困顿的欧盟,在改革主流“社会模式”的过程中,当然需要参照美国的“市场模式”和北欧的“福利模式”。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福利模式”似乎更有希望些。无怪乎一些学者根据北欧的经验,提出了越是全球化越需要大政府的理论。至少,丹麦、荷兰“灵活安全”的原则,为我们思考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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