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全球治理的几点看法（3）

有了对全球治理的需求之后，以资本为手段的全球治理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资本进行全球治理的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把一切都资本化。虽然资本开创了世界历史进程，但它是这一历史进程不自觉的工具。然而，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却充当了全球治理自觉的工具。资产阶级用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并由此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进程绝非是要把自己淹没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而是通过这个进程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资产阶级把一切都资本化包括“把人的尊严都变成了交换价值”，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为“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25]这样，资本就可以在它所开创的这个世界历史进程中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

其次，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通过资本卷入到资本的“文明”之中。资产阶级首先在一国范围内把落后民族、落后的阶级纳入到资本化的进程之中，“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26]然后，资产阶级把一切资本化并非仅仅限于在一国范围之内，而是把它的资本化过程推向全世界。资产阶级将资本化推向全球的过程首先是借助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借助于便利的交通和新航路的开辟；其次借助于资产阶级价格低廉的商品。前者使资本走出了欧洲、走向了世界，后者则使资本在美洲、亚洲、非洲等地区落地生根，并且用有悖人性的方式征服了“野蛮人”。这样，资产阶级就“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27]在这个世界中，“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8]简言之，在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市场中，一切都从属于资本。

再次，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手段不是别的，而是资本。资本的力量使“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中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行各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29]一句话，资本摧毁了封建社会的一切藩篱并借助于新航路和新的航海技术而走向了世界。而与新航路的开辟相伴随的是资本通过血与火的殖民掠夺进行的疯狂的原始积累。新航路开辟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便开始以武力掠夺和商业贸易双重手段，将美洲、亚洲、非洲等变成了资本的殖民地。马克思以英国为例揭示了资产阶级在迫使其他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过程中采用殖民掠夺手段更甚于贸易手段。他指出：“在整个18世纪期间，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的，而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英国的办法弄到手的。”[3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殖民掠夺的手段使资本的作用降低了，相反更表明资本的“迫使”作用更加增强了。因为一般的贸易仅仅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速度和资本对其他民族的自然征服，但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速度是无法满足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资本的本性和资产阶级的无限欲望强烈要求资本的发展要有一个巨大的加速度。资本发展的这个加速度来自于哪里？只能来自于武力掠夺。也就是说，殖民掠夺是为资本的加速增值服务的，是为资本能够更快地“迫使”一切民族接受资本的支配服务的。不仅殖民掠夺是这样，包括灭绝人性的奴隶贸易也是为了使资本增值获得这样的加速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条件。”[31]由此可见，世界市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际化，而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则使资本在加速度中实现了对世界市场和一切民族的控制。

最后，资本实行全球治理的目的是要在资本的控制之下实现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但为了剩余价值而寻求一种畸形的秩序，资本正是借用这种畸形的秩序来进行全球治理的。毫无疑问，人类要追求一种理想的秩序，但究竟什么是理想的秩序呢？最早探讨这一问题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他在其《理想国》一书中指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糕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不到正义。”[32]后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评判“理想秩序”的标准，即“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判”。[33]马克思主义的秩序观也认为，秩序必须确保是“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34]在资本把野蛮民族卷入之前，原来的社会原本是有一个秩序的。正如恩格斯在评述氏族内部的组织特点时所说：“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理的。”[35]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产生了这样一种需求：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作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划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36]这里的“一般条件”所指的就是秩序。然而，当资本迫使一切民族进入资本化进程之后，无论是一国内部的秩序还是全球范围内的秩序都是资本建立起来并为资本的增值服务的。在这样的秩序之下，不仅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且被雇佣和被奴役的无产阶级最后只剩下把自己出卖给哪一个资本家的权利和自由，除此之外，别无他有。因此，这样一个畸形的全球治理秩序注定是不稳定、不安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37]

四　以资本为工具的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

国内治理机制是有价值目标的。俞可平从国内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善治”的价值取向，并从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性、参与、稳定、廉洁和公正十个方面揭示了“善治”的价值构成。[38]同样，全球治理机制也是有价值取向的。在这一方面，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进行了非常有益的研究。他们不仅认为全球治理机制是有价值的，而且还从规范的角度阐述了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公共标准。他们认为，“全球治理机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创造了使成员国及其他行为体以互利的方式协调彼此行为的准则和信息。它们能减少交易成本，创造成员国及其他行为体展示可信度的机会，克服背叛承诺问题，同时提供包括原则性的、和平解决冲突方法在内的公共产品”。[39]而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公共标准，他们提出了关于合法性的三种独立的标准，包括国家同意、民主国家的一致同意以及全球性民主。他们还认为，在价值目标的保证之下，全球治理机制能提供并维护国家无法供给的收益，这会进一步增强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40]托尼·麦克格鲁(Tony McGrew)认为，限制了人们更高水平的全球社会正义和人类安全，就是“扭曲的全球治理”。[41]因此，人权和民主就是作为支撑全球治理的价值大厦的核心价值。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例如蔡拓认为，“全球治理体系规则与一定价值取向的社会公共观念、文化、价值观具有一致性”。[42]换言之，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本身就是民主、正义、平等等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的一种再现。尽管即便是在当今的全球治理体系中这也不是一种事实存在，但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客观上要求全球治理的过程要体现民主、正义与平等。它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价值目标，这也正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理想秩序。任剑涛认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具有制约全球治理观念导向的作用”，不过，“从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所显现的实际状态来看，全球治理价值还远远没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共识。如何在各民族-国家自有渊源的文化价值基础上达成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也就相应地成为支持或瓦解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