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全球治理的几点看法（5）

首先，马克思对消除异化从而实现人的解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方法没有别的，只能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样就能够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本的前提保障。马克思指出：“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67]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了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68]因此，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无产阶级必须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自己的统治。但是，推翻资产阶级并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工具来使用”。[69]只有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和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彻底铲除导致劳动异化的土壤，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道路。

其次，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全球善治，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采取联合的行动。在马克思看来，“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70]因为与资产阶级相比，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弱小的，脱离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个人的力量就更显得微不足道。而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71]简而言之，单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资本的支配。这也充分表明，“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的论断。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72]在马克思看来，从世界历史视野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世界历史性个人的生存过程。而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指的是摆脱了民族地域局限性的、与整个世界生产包括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的、具有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能力的现实个人。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个人思想表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实现个人与人类的关系解放的过程。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目的，马克思指出，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共产党人必须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最后，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全球善治的目标，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马克思将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在这一阶段，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独立性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性成了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三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这一阶段，人们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不过，从第一阶段经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程，并非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都要经历血与火的斗争。特别是在第二阶段，“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73]在这一阶段，人类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在马克思看来，要真正实现个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条件就是“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所推翻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因为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创造)的能力”。[74]到那时，社会成员才能彻底摆脱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束缚，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能够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这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75]

六　结论

把全球治理视为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现象，实际上是把全球治理当做基于民主、平等、正义等普遍认同的普遍价值基础上的一个秩序建构过程，是“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共同合作，通过订立各类国际制度，在国际社会对主权国家管辖权以外的全球性问题形成有效管理，最终使国际社会接近秩序的过程”。[76]但是，这种层面上的全球治理是狭义的全球治理。狭义的全球治理，主要是指对全球秩序的追求，并通过这一秩序避免全球性问题的泛滥。从这一角度来看，狭义的全球治理实际上就是“全球共同治理”。因为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的协同行动。广义的全球治理是伴随着资本开创世界历史进程以及由此产生了跨国界、跨民族的关系而出现的。资本所开创的广义全球治理虽然也追求全球秩序，但这种秩序并不是全球协同行动的结果，而是资本作为一种特定力量强加的，其目的是追求资本这种“特定力量”的利益最大化。当今所说的全球治理即全球共同治理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疏离，也就是全球共同治理既处于一种事实上的资源贫困状态，也存在着价值上的严重亏空。[77]即便如此，这种全球共同治理是建立在民主、平等、人权等现代价值基石上的，而资本开创世界历史进程后而兴起的全球治理则是为谋取最大的剩余价值服务的，因此，以资本为工具和手段的全球治理是一种基于非道德价值取向的畸形秩序。这种畸形秩序注定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而且，在资本实行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78]当今的全球治理的机制是脆弱的，功效是十分有限的，但相比之下，资本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更为脆弱，因为资本把世界带入文明之中，但资本的全球治理却是反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