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全球治理的几点看法（4）

以资本为工具和手段的全球治理也有价值取向，但它体现的是一种非道德的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4]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以资本为工具的全球治理的非道德取向。资本要实行全球治理，首先是把自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纽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是单个的资本家和单个的工人，而是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表面上看，工人是自由的，即出卖给哪个资本家由工人自己决定，但资本家一旦雇佣了工人即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劳动力，资本家就增殖了自己的总资本。从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的劳动资料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厂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像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隙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45]因此，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是这样一个过程，“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46]资本把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目的是使资本获得最大的增值。

其次，资本实现全球治理的非道德取向还在于资本的殖民掠夺。通过圈地运动，西欧资产阶级把农民的土地全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使原来的自由农转变为雇佣工人，于是自由农被资本化了。但是，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并不到此结束，而是为了资本迅速增大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47]为了这一目的，西欧资产阶级开辟了一条殖民增殖的血腥之路：残杀土著居民、在非洲与美洲之间贩卖黑人、在爪哇推行盗人制度等。所以说，西欧殖民主义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景”。[48]

再次，资产阶级所谓的“公共信用制度”实际上是资本全球治理非道德价值取向的有力证据。资本不仅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核心纽带，而且也是不同资本家(不同地域的资本)之间的核心纽带。那么不同地域的资本之间的关系靠什么来调节呢？首先靠的是工业资本，工业资本借助于新技术和新航路而进行殖民掠夺并最终建立起工业资本霸权。工业资本因“美洲金矿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而开辟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49]殖民制度又大大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工业上的霸权带来了商业上的霸权。因此调节不同地域的资本关系的工具很快被商业资本所取代。但是，商业资本最初并不能离开工业资本而独立存在，为此它还必须创造出新的条件来支撑其独立的存在。这种工具就是公共信用制度。在这一制度体系中，首先是国债，国债实际上调节着资产阶级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国债发行人凭着等同于相同金额的公债券掠夺人民手中仅有的一点财富，从而使自己大发横财；同时，以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银行，“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50]简言之，就是要把国民彻底榨干为止。随着国债制度产生的是国际信用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可以隐藏资产阶级资本原始积累源泉，而且还是强化资本的国际殖民掠夺的一种手段。由于资本在国际间的相互借贷，实力弱小的资本因获得这种借贷而增加了自己的实力，从而也就可以实施更残忍的殖民掠夺。也因为这种借贷，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贩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51]从国际资本借贷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仍然可以看到资本全球治理的非道德价值取向，而且也看到了西方大国兴衰的一般历史过程。

不过，资本的野蛮性并不否定资本的文明化趋势。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52]资本简单的概念之所以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是因为资本内在地要求自然(nature)变成文化(culture)的一部分。这里的“自然”既包括外部自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界，也包括人的自然(human nature)，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53]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就是指在资本的驱动下，人化的自然越来越替代纯粹的自然，而人的“历史地形成的需要”越来越代替“自然的需要”。[54]具体而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至少表现为：其一，资本扫清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促使社会生产关系局部调整和改变。其二，资本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资本的最主要目的和直接动机就是生产剩余价值，这种内在目的的外化必然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55]甚至可以这样说：“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56]因此，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其三，资本客观上为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资本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改变资本原始积累时那种血淋淋的野蛮做法创造条件，从而有能力给资本的统治披上正义性的外衣。例如，随着技术的发展，资本不断地缩减必要劳动时间、极大地增加剩余时间，这同时意味着有了更多的社会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增加意味着扩展了人类的自由发展的空间。正如马克思所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57]

但是，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并不意味着资本的全球治理是一种道德的价值取向。这是因为，资本的本性是驱使雇佣劳动在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这种本性也决定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只追求“经济效益”而不讲“社会道德”。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度，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58]换言之，资本全球治理的非道德价值取向注定了这种形式的全球治理是脆弱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五　马克思对全球善治的追求

国内政治中客观上存在着所谓的善治，也就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所说的善治要体现正义，而正义应该奉行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有这样的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59]那么是否存在着所谓的全球善治？如果存在，它究竟是什么内容呢？在马克思看来，全球善治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现实。马克思认为，理想中的全球善治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自由人联合体中确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前文述及，资本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是全球治理兴起的前提。没有世界历史进程，没有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跨国界关系，也就没有所谓的全球治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否定了黑格尔将世界历史归结为某种精神力量创造物的观点，而且也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60]也就是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全球的视野中来思考的。单个人的发展、单个国家中的任何个人的发展，必须跟世界上一切人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1]由此可见，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也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是全人类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共同目标。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特别是置于全球治理的视野中来考量，并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球善治的具体体现。

但在资本主义时代，首先是资本使劳动异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62]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一首田园诗，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劳动者自由自主的生命活动却变成了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正是由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仅仅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63]结果，劳动非但不能彰显人之为人的本质，反而成了禁锢人性的枷锁和异化人类的罪魁，因此，“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64]资本不仅使劳动异化，而且也通过使劳动异化而导致人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由于(1)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相异化；第二，它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65]在这种异化劳动状态下，“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66]因此，在资本主义时代——确切地说——在资本实行全球治理的时代，人的全面发展在现实只能是一种奢望，但这并不能否定人类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理想来追求。事实上，马克思正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未来全球善治的理想来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