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文化因素”下的日本战略调整（3）

(二)“外化控制”下的日美保守势力的合流

回顾历史，日本最善于利用国民的“恐惧感”，借用外部压力，实现国家重大变革。可以说，日本是最善于“外化控制”的国家。19世纪中期，日本武士阶级利用美国海军马修·佩里的黑船强行“开放”的威胁，完成了明治维新变革，日本一跃而成为军事强国；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又成功地利用了美国占领军的压力，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战后改革，实现了经济大国的目标。可以看出，日本两次“开国”，都是借助外部的压力，在外力作用下，利用国民的“恐惧”，通过内部驱动，实现国家发展的转型目标。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想将日本定位为“亚洲的英国”。一方面，美日分属太平洋的两侧，日本成为美国延展其战略触角的天然基地，亚洲地区一旦有事，美军会从驻日基地出发，迅速到达事发现场；另一方面，美国还有更深一层战略考虑，即利用、扶持日本来平衡东亚的中、俄等国，达到战略均衡的目的。美国各个政治派别基本认同这一战略目标，形成一套环绕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部署，防止任何欧亚战略集团对抗美国在全球主导的“一超”地位。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到拉姆斯菲尔德、切尼、阿米蒂奇、伯尔顿这样的政治鹰派，从共和党到民主党，这个大原则都秉承下来，他们之间的政策差别仅限于具体策略而已。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美国政府，大量地重用了新保守主义者，这些新保守主义者抱有强烈的冷战思维，主张美国必须倾其全力来防止世界任何地区出现力量对手，不管这一对手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美国决心将日本变成“远东的英国”，来对付朝鲜和制衡中国，利用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获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之际，鼓励日本重新武装自己。在这个战略大框架下，美国利用了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的焦虑和担忧，煽动亲美反华的“新民族主义”情绪。它导致了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安全发展的不稳定性。

但是，日本并不是被动地“锁进”日美同盟的框架中，日本的国家战略主张从来都是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一方面，日本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利用美国的巨大军事存在对抗东亚可能的“军事威胁”，如朝鲜或中国。同时，日本提出的“民主价值同盟”，与澳大利亚签订军事协定，背后的含义是利用澳大利亚与美国的盟国关系，一起中和中国在亚洲崛起的影响。这种保守主义与国内民族主义的结合，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日本的外交与安保政策强硬化的态势。尤其体现在中日关系上，日本的保守主义势力与美国的保守势力合流，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合作，在钓鱼岛方面全面出击，制造对中国的“恐惧”，完成日本“正常国家”的战略目标。

美国的这一做法，为日本国家战略调整营造了较大的战略性空间，直接导致日本“大国欲望”的膨胀，借此不断拓展军事活动空间，军事能力上的独立性日增，出现了外交政策强硬化的特征。如伊拉克海外派兵、强化日美安保军事关系、推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伙伴军事合作“多边化”(multilateralize)。日本军事实力发展到今天羽翼渐丰，已经开始更多地介入国际事务，步入更多灰色地带。

(三)中国“恐惧症”下的日本的战略调整

日本对于中国的恐惧首先表现在“地缘政治影响”扩大方面。近代以来，日本是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亚洲强国。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的影响逐渐扩大。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亚洲“优等生”的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无所适从。

尤其是安全方面的“威胁”，让日本的一些民众更愿意接受美军的存在，“面对中国的扩张，开始担心外部的威胁”[11]。冷战结束后，日本视中国为东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认为今后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加，军费增多以及追求超级大国的野心，决定了中国将会成为东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世界主要国家出现裁军发展趋势，但中国逆国际潮流，推进军事扩张。日本与周边的诸多国家围绕岛屿归属问题，存在矛盾与争执”，对于日本而言“海洋形势非常严峻，不容乐观”。[12]

日本对于中国的恐惧，除了“地缘政治恐惧症”之外，还表现为对于中国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恐惧与憎恶。由于中国对于西方的民主传播、资本主义制度与加入西方大国俱乐部不感兴趣，日本等西方国家便在人权、环保及外交政策等方面进行指责，公开推行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对中国等一些非西方民主政体的国家妖魔化，极力宣传非自由民主政体国家的“威胁性”，主张自由民主国家组成自由安全共同体来加以遏制与制衡。

当前，美国正在构筑“中国的包围网”，日本正处于关键位置。一些日本右翼学者认为，为促使美国维持并发展“亚太地区最优先”战略，决不允许亚太地区出现取代美国的霸权国家。[13]为应对中国的“军事膨胀”，主张必须摆脱东京审判的历史观，废除“村山谈话”，修改宪法不保持战力的第九条，修改“无核三原则”与“专守防卫”原则，“为表现对日美同盟的忠诚，日本放开了武器出口的决定”。[14]针对中国的“威胁”，日本修改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增加潜艇数量，部署新型战斗机，并在太空相关法案中删除了和平使用条款，为开发导弹防御系统开辟道路。同时，在《原子能基本法》中新增原子能开发“为保障国家安全做贡献”的内容，被国际社会看做“正在打开核武装大门”，其目的在于牵制中国。[15]

战后日本“被实现”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一员。所不同的是，日本同时也被套上了宪法第九条枷锁——“放弃战争的权力”。某种意义上，这是国际社会对日本的“预先社会化”的角色定位。所谓的“预先社会化”是预先将一个国家的国际社会角色进行的定位，而“再社会化”则是摒弃旧的社会定位并接受新的社会角色的认定。[16]冷战后，日本一直试图改变“预先社会化”的“屈辱”角色定位，完成日本的战略调整“再社会化”目标。

日本野田政府利用国民的“恐惧感与屈辱感”，正在解除“封印”，为行使集体自卫权做出决断。[17]可以说，奉行了几十年的和平主义的日本安全战略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日本正在为今后几十年里改变亚洲军事关系，取得地区安全领导地位方面，创造条件。[18]民粹主义下的“日本丸”正在驶向前所未有的危险区域。这种危险性也引起日本有识之士的质疑，指出：“日本外交的中心应放在增进相互信赖方面，而不是放宽武器出口；应通过不断的对话和相互依赖的加深来增进地区间的信任。”[19]

三、“情感文化因素”与中日“邻国困境”

应该说，中国整个社会体系表现出“希望情感”的特征，但也潜藏着“恐惧”的内容。这种“恐惧”更多地体现出对自然污染、社会腐败、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等国内问题与周边国家不稳定的不安全感。这种情感同时也会加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目标，用经济活力解决中国国内潜藏的“恐惧”问题，因此要求中国对外政策基本宗旨是维护全球市场经济秩序，反对任何国家制造危机。

与中国的“恐惧症”不同，西方世界的“恐惧”在于担心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挑战，在于对西方发展模式的批判，更在于对于西方长期主导世界权力的“接管”。当前美国、日本对中国的“恐惧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日的权力衰落和中国实力上升的双重假设。“这种似是而非的假设会刺激这种观念：中国的线性增长将给它带来与其巨额外汇储备相当的国家军事力量——因此需要越来越积极地加以遏制。”[20]

当前具有相同“恐惧感”的日美两国，利用军事同盟开始在东亚推行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的遏制政策。面对美国侵略性的“亚太重建”外交政策，“日本对奥巴马的新政策抱以厚望，认为这表明美国终于将中国视为敌人”[21]。这种战略视角并不正确，中国与美国、日本及欧盟等国家的命运深深地纠缠在一起，这之前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巨大的，今后也不会出现减弱的迹象。因此，任何对于中国的大规模军事遏制都将毫无意义而且是灾难性的，一个国家一旦被围困，总要产生不安全感与愤怒感，它将无从选择，总要实现“突破”，这将会使整个全球化及其国际秩序陷入危险之中。

中国努力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中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一方面在领土领海争端方面，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与中日韩会议让区域各国分享到益处。但这种政策收效并不大。如，中日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及其人员交往越来越活跃，但日本对中国仍然充满戒心，不惜拉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影响。这反映出中日之间经济相互依赖、政治相互猜疑、安全相互敌对的“邻国困境”的尴尬关系。

这种“邻国困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历史问题尚未和解的“战争创伤”，二是两国在区域发展中的政治上的“战略猜疑”，三是中日安全博弈上的“战略敌对”。

从历史看，日本拥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情感文化因素”：中国强大时，日本人会有恐惧、自卑的心理特征，这种恐惧感与劣等感会成为激发日本奋发向上的主要动力源泉；中国走向衰弱，日本会产生对中国的蔑视，显示出对中国的轻视傲慢，并试图建立自己为中心的“大东亚”的国际关系秩序。这两种“情感文化因素”，造就了日本对中国情结既敬畏又蔑视的矛盾心情，历史上伴随着两国的实力变化，这两种情感也相互掺杂、交替出现。“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分裂论”的思潮作为这些“情感文化因素”的体现，仍然在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