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金融危机滋生“愤怒政治”

有时候，身为英国人会让人难堪。2009年，在一个儿童合唱团吟唱欧盟盟歌——贝多芬（Beethoven）的《欢乐颂》时，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英国独立党(UKIP)议员打算出出风头。他们全体起立，五音不全地高唱英国国歌《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但最近，英国独立党在大大小小的地方选举中赢得了四分之一左右的选票：足以让它自诩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哪怕人们并不把它当回事。

2008年金融危机是既是经济体系的失败，也是政治体系的失败。民主政治无力应对金融危机的余殃，已危及到推倒柏林墙后各方对自由民主制度和轻度监管的资本主义形成的表面共识。

欧洲上世纪30年代的遭遇，充分表明经济失灵可能带来破坏性的政治后果。支离破碎、两极分化的议会使得政府无从发挥作用（如法国）。专制领袖承诺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借机上台。他们可能来自极端主义的边缘群体（如德国），也可能来自军队（如西班牙）。经济危机造成的国内动荡，要么导致政府软弱，要么滋生专制政府，二者发生对抗时，便引发全球动荡。法国在6年里换了9位总理和更多届的政府，这使得法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德国的侵略毫无准备。

美国茶党（Tea Party）是社会态度保守的穷人在富人资助下兴起的运动。喜剧演员贝佩 格里洛（Beppe Grillo）的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声称，对待意大利政治的唯一方法是嘲笑它。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植根于对苏格兰历史文化的浪漫情怀，但它近年改头换面，主打一句铿锵有力而毫不浪漫的口号：“这是苏格兰的石油。”“另一个德国”（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是教授们发起的知识分子运动；希腊的“金色黎明”（Golden Dawn）则象征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

这些运动与其他众多新涌现的反政治运动——有些深思熟虑、有些阴险恶毒、有些荒诞不经——表面上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项共同点：憎恨那些据称要对我们的问题负责的人，例如据称拒不承认民众忧患的媒体和政治阶层，以及文化习俗不同的外国人。这些运动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因国而异，差别巨大，唯有不满情绪是它们的共同点。

与很多人的预期相反，传统上最为国际化的政治运动——左翼——并未获益于2008年的事件。社会主义运动苦等百年，终于迎来了资本主义在其全球矛盾的重压下崩溃，可对这一切可能在自己主政的时候发生感到惊恐。于是，它们唯一的想法便是向资本家提供大量公共资金，阻止资本主义的崩溃。金融危机爆发后，左翼政党在少数几个国家上台，但这不是因为政治重心发生转移，而是因为选民近乎一致地排斥台上的政府。美国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Barack Obama）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 奥朗德（Fran ois Hollande）所带来的那种“你可以相信的改变”，主要是他们不是各自的前任，仅此而已。

这种失败为新团体及其破坏稳定的影响创造出空间。在美国，共和党议员必须保护自己的侧翼不受茶党的攻击，他们随之形成的固执态度引发了政治僵局。在意大利，五星运动在选举中获得成功，给议会的格局出了一道无解的算术题，打破了意大利唯一可信的政治力量——中左翼——脆弱的凝聚力，为前总理西尔维奥 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不太可能的卷土重来铺平了道路。在希腊，能够并愿意承认该国问题的联合政府难以获得多数。

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并非都是负面的。在美国，富兰克林 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有力领导，让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成功挺过了大萧条的影响。英国选民的回应是压倒性地支持毫无魅力、竞选口号为“安全第一”的斯坦利 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在需要铁腕时选择了温斯顿 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不需要铁腕时又把他选下台。有过痛苦历史经历的西班牙和德国，如今似乎是稳定的堡垒。这能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