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纠正部分“隔行专家”的“乱说一气”

要纠正部分“隔行专家”的“乱说一气”

■ 撇开那些被利益集团绑架的不论,在不少时候,真正有见地、有良知的专家,不敢说话,不便说话,或不能说话

■ 独立、完整、平衡、及时的有关学科和相关背景的第三方信息,有助于平息社会舆论的非理性焦虑,避免过于情绪化群体反应

PX

“邻避主义”或称邻避情结、邻避行为,产生于1980年代的欧洲。其最大特征在于,一部分公众反对在居所周边地区建设项目和设施的同时,并不抵制对项目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也就是说,只要不在自家周边生产这种产品或服务就行。西方政客们俏皮地将此描绘为“别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为NIMBY)。因此,简单地把NIMBYism翻译为“邻避主义”恐不甚得当,即使在西方书刊中大多也不是用“-ism”结尾的,翻作“邻避情结”或“邻避行为”恐怕更合适一点。

眼下在中国各地屡屡出现的被归之于邻避情结的群发事件,虽然在大体上符合国外描述的NIMBY的一般特征,但是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比如,反对PX石化装置落地的群体事件,是从厦门开始的。而始作俑者,是中科院院士、某位大学化学教授。2007年3月她在北京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指出:“PX全称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在厦门海沧开工建设的PX项目中心5公里半径范围内,已经有超过10万的居民。该项目一旦发生极端事故,或者发生危及该项目安全的自然灾害乃至战争与恐怖威胁,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一番话,居然得到百多位人士的附议。其后,有人通过手机短信在厦门市民中间传播反对PX项目的信息:“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当年6月,受到此种舆论影响的厦门部分市民抵制PX项目,最后该项目落到了漳州古雷半岛上。其后大连、宁波、咸阳、昆明、彭州等地相继发生类似事件。

我查遍那位院士的全部专业训练背景和科学工作实践,发现与公共卫生、职业病防治、环境毒理学以及化学物质安全性评估等领域没有任何交集。显然,这种由专家,更准确地说由“隔行专家”非常欠专业的话引发的群体行为,是我们当下邻避情结或邻避行为的一个中国特色。而某些“圈内人士”,或者利益相关人士,也喜欢套上一件“中立人士”的“马甲”,以“无关联”专家身份讲些无根无据、一时三刻很难核对的话,误导决策机构,最终影响相关公共政策,造成社会层面的裂痕,以至撕裂。

面对“邻避行为”,老外怎么做的? 1980年代我在西德一个国家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工作。当时欧洲工业化国家也正面临针对新建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置设施的邻避情结或邻避行为的集中爆发。该中心管理机构收到大量的公众来信和来电,询问有关环境问题。中心为此安排了一次“开门日”,由一位副所长负责主持。事前几天,副所长走遍全所,各实验室都有人参加,做足了“功课”。该举措最终在“开门日”交流中,为纾解公众的焦虑情绪起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缺乏这么一种制度化的安排和程序化的机制。比如对PX问题,那些真正可以提供有说服力的专业意见、而且也没有明显利益冲突的公共卫生或毒理学等领域的专家缄口不语,发表意见的都是化工行业的人士,而且话又往往讲得不专业。也难怪公众听着听着就“毛了”。这对于公众的邻避情结或邻避行为,无形中就起着火上浇油、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

撇开那些被利益集团绑架的不论,在不少时候,真正有见地、有良知的专家,不敢说话,不便说话或不能说话——不敢说话是怕人骂;不便说话是不想被牵涉进圈子里说不清道不明的人事纠葛;不能说是往往没有合适的发声平台。形成这种不良局面的因素固然有很多,然而,是到必须努力加以改变的时候了。

比如,面对日渐扩散的公众的邻避情结或邻避行为,首先要通过有效沟通来纾解公众的焦虑情绪。在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以公众能够接受的途径和形式,把对于环境和周边公众健康影响的最新的科学结论和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原原本本告知公众,纠正那些“隔行专家”的“乱说一气”在部分公众中造成的认知偏差,让人们自己去作出理性的判断。独立、完整、平衡、及时的有关学科和相关背景的第三方信息,有助于平息社会舆论的非理性焦虑,避免过于情绪化群体反应,并帮助相关公共管理部门及时判读态势,做出正确决策,保证各项公共资源得到恰如其分的合理配置。

(作者为上海市十一届政协常委、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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