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3）

比如就利益矛盾的整合而言，面对利益分化与利益矛盾的现实，进一步健全完善民主机制，推进各阶层、群体尤其普通民众与弱势群体的组织化建设，畅通其利益表达与博弈渠道，尤为必要。这有利于各群体、各阶层利益表达的有序化与合法化，有利于在已有的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实现各阶层与群体在利益表达与博弈上的力量平衡。比之于体制外的哀告无门与极端表达，这无疑将更有利于社会公众尤其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当前的弱势群体与社会大众在利益表达与维护上之所以倾向于采用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反复上访甚至自焚等极端方式，就在于他们的利益诉求无法在体制内找到表达与维护的途径。体制内的纳入有利于减少或避免普通民众与弱势群体非理性利益表达的可能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四、中国改革何时进入攻坚阶段

一方面是作为改革核心与主导而自身又缺乏相对有效制约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是由易而难，由增量到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模式，这两方面因素决定了，当改革不断深入政治权力自身，涉及政治权力系统自身巨大的利益取舍，特别是要打破某些部门、单位、组织与群体的特殊利益而严重受阻时，改革就会进入一个攻坚阶段。那么，中国改革大致何时进入攻坚阶段？要对此形成尽可能合理的判断，必须对中国改革的历程及其引发的利益关系的变化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与把握。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始，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所造成的惨痛危机的深刻反思，基于社会大众满足温饱的强烈吁求，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重新理解，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的的改革拉开大幕并成功推进。这时的改革主要是在阻力最小、人们改革意愿最强、改革最易见成效的领域进行。比如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城市给企业下放更多的生产经营权、鼓励发展多种经营等。但相比于体制外围与边缘处的迅速变迁，体制核心部分即政治权力系统自身运行体制机制的变革更为审慎，力度相对要小。

这种改革方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从外围到中心、从增量到存量的渐进性改革。这一改革方式在当时无疑获得了普遍的支持。一方面，改革对体制核心处的已有利益触动不大。从利益的角度来考量，体制核心部分的改革力度相对较小实际上意味着对于政治权力在传统体制下的已有利益触动不大或基本保持；政治上的许多特权与级别待遇没有取消，经济上只是放权让利而权力仍相对高度集中。进而言之，通过改革的推进，政治权力还能够进一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对于政治权力而言，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下，经济的凋敝、人民的困窘不仅使其自身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受到严重冲击，而且自身的财政汲取能力也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对于政治权力而言是最优选择。尽管政治权力让渡出一部分经济管理权力与经济社会资源，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反而使其可以在不断做大的蛋糕上切得比传统体制下更大的一块，财富收益反而会增加，而且其合法性也可以凭借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增强。另一方面，对于民众而言，通过改革，政治权力放权让利，民间有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总体上有效地解决了温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在民众心目中，改革成了发展的同义语，成为一个神圣而伟大的词语。概言之，这一时期的改革可谓是多赢的正和博弈，既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体制核心处的利益，同时整个社会又普遍增益。正由于此，不论是政治权力还是民间对于这一时期的改革都具有高度共识。可以说，1978年改革开放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总体而言是和谐的，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在朝着一种积极、合理的方向变迁，改革成果的共创共享度是比较高的。

应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左右，随着经济商品化、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推进，对于经济领域曾经一度放权让利的政治权力开始对市场较大程度合法与不合法地介入。一方面，政治权力作为发展主导者的角色便利了这种介入；另一方面，市场所蕴涵的巨大财富与利益对于政治权力而言，是一种巨大的诱惑。这种介入不仅加重了市场中经济活动的不规范性与官员的贪腐行为，而且也使得政治权力系统在经济方面逐渐开始形成特殊利益。这样，在这一时期，由经济市场化所带来的利益与财富在继续向整个社会与民间扩散的同时，也开始向体制的核心，即政治权力系统重新积聚。这不能不影响到当时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格局的变化。我国社会学者孙立平在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益关系的变迁时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格局是扩散性的，资源由国家向整个社会扩散，社会绝大多数人收益。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与80年代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⑧。当然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体制核心处对体制外围或边缘处资源的较大程度的重新吸纳则是重要原因之一。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与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新阶段的根本标志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是中国改革的大事，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入转折时期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在经济体制上正式开始融入世界文明发展大潮，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事实也是如此。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国奇迹震惊世界。但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对立统一才是矛盾的真谛。也正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的不规范性程度大为增强，贫富差距愈益明显，利益矛盾与冲突愈益频繁化与激化，整个社会开始形成强势利益集团与弱势利益群体的对立，改革中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利益受损者，改革成果共享的局面日益被打破，改革的难度加大。就此而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是20年来中国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是20年来中国社会各种问题与矛盾滋生的重要原因。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双刃剑效应，并且这种效应体现得如此明显，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我们现实的市场经济尚不规范。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本来就是由政治权力推动的。市场经济建立以后，由于改革的路径依赖，由于GDP政绩观的推动，由于增加财政收入乃至满足个人私欲的巨大诱惑，政治权力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市场，导致市场本身的竞争机制与激励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导致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大量向权力部门倾斜。这样一种倾斜的长期持续导致了政治权力系统中特殊利益的形成。本来改革之初政治权力系统中的已有利益就没有受到很大的触动，现在在新的条件下又获得了大量新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这样，在体制核心部分的获益总量大增。双重获益使得权力系统中的某些部门、单位、组织与群体对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必然会逐渐保守。同时，GDP主义的发展模式也使得占有大量经济资源的资本集团日益发展并借助于与权力的关系而不规范地获得大量收益。由此，与20世纪80年代资源向整个社会扩散趋势不同，资源重新向权力与资本集中的趋势大大加速。当然上面也已提到，这样一种资源的重新积聚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逐渐开始。只不过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这样一种重新积聚得到了现行体制与发展模式的强力支持，是名正言顺的、公开的、以更大规模进行的。这样，在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之后，经过一段时间也即几年的发酵，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不规范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已逐渐显现，这样一种不规范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利益分化的不规范性与利益格局的不规范性逐渐明朗。而在权力对市场的大规模介入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特殊利益不断强化的政治权力系统中的某些部门、单位、组织与群体开始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

这样，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利益分化的不规范、利益矛盾与冲突的频繁化，改革成本与成果在各阶层、群体间的不公平配置，特殊利益群体的明显化，都表明改革已由原来的普遍增益阶段逐步发展到激烈的利益争夺与博弈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权力特殊利益的进一步增加、强势资本既得利益的逐步形成必然使改革推进的难度与阻力大为增加。必须说明的是，在当代中国的权力与资本两者之间，资本是依附于权力，由权力来予以庇护的；所以归根结底，两者的不正当得益最关键的还是体制核心领域，即权力系统中的某些部门、单位、组织与群体的特殊利益。强大的特殊利益群体开始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改革：凡是对己有利的就实行，凡是对己不利的就抵制或进行有利于己的变通；凡能增加自己收益的就欢迎，凡不能增加自己收益反而可能要从自己身上割肉的就扔包袱，转嫁负担，从而逐步形成了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甚至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甚至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却是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利益掠夺的手段。”⑨同时，在这一时期，改革成本与成果的不公平配置也导致弱势群体的大量出现，自身利益的受损导致他们开始对改革不再抱一种完全支持的态度，观望情绪浓厚，失望情绪也开始显现。但应注意的是，自身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乃至普通民众之所以对改革深化抱一定的保留态度，强势权力与资本的不正当谋利及对弱势群体与普通民众的利益侵害是主要原因。所以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改革进程中的利益不当受损者，而在于处于体制核心领域的政治权力系统中的某些特殊利益维护者对于改革的极力阻滞。

强大特殊利益群体对于改革的阻滞，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及其固化趋势，改革共识的渐趋破裂，改革动力的减弱，表明改革本身开始进入攻坚阶段。所谓攻坚，究其根本，就是在改革统筹协调的基础上通过推进体制核心领域与关键环节的改革，打破强大特殊利益群体的阻碍，破除一些根本性的体制机制难题，推进改革的深入，实现社会利益结构的合理化，实现改革与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

当然，我们不可能以过于具体、精确的某一时间点作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开始。但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段作为改革攻坚阶段的开始。上文曾经指出，虽然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于以后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重要节点，但从市场体制的确立到特殊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强大、不合理的利益结构的渐趋形成与固化，还需要有一定的酝酿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殊利益群体的力量已经较为强大，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已经不再是苗头而已渐趋定型，贫富差距的拉大已不是短期的现象，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然逐渐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推进与深化的阻力大增、难度大增，改革开始进入要涉及既有体制核心领域与关键环节的、拉锯式的攻坚阶段。

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并不只是笔者一人的见解。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在第四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中论及国内形势时，就曾强调我们面临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国学者范恒山在1999年所著的《走向规范的市场经济》一书中也就此作过明确论述：“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易改的、好改的方面——相对说独立性较强，涉及的关系不太复杂，触及利益层次不深的改革项目都差不多得到了改革，留下的绝大部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制约着新体制最终形成的关键领域与关键环节。而这些‘硬骨头’弃不掉，也绕不开，所以，改革到了真正的‘攻坚碰硬’的阶段……‘攻坚碰硬’作为全面理顺经济关系、体制关系的力度很大的改革行动，在‘成功’之前面临的阻力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将是空前的；由于客观上的体制渐进性过渡所产生的‘摩擦’、‘漏洞’与由于主观上的既得利益维护、思想禁锢、方式失当等所造成的改革内容上的偏差和时间上的延续，使改革成本达到(或积累到)最大化。然而全面的‘攻坚’所需要的包括改革内容推出本身和相关的支持、保障条件的建立所形成的直接与间接‘开支’又将臻于顶峰，这就使改革处于成本支付的耐力的极限；由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所导致的‘失落感’，改革‘成功’后所带来的利益给予的不清晰、‘不现实’性也会使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广大劳动者心理上的不适达到顶点，等等。因此，应当给予处于关键时期的改革之风险以特别的重视。”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