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权利来定权力

改革无非就是要“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个人的归个人”。

能否真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对新一届执政高层、新一届政府的严峻考验，也是政治诚意的试金石。其中的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改革、社会管理改革等，无一不指向对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对政府权力边界的清晰划分。

创业是一个社会的活力所在，没有大量的人创造财富，又怎么能养活养好政府？以办企业的方式创造财富同时也是公民的天然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

这一天然权利，涉及两个内容：其一，不能以“注册资本”的多少来进行限制——不是要有多少钱才有资格办企业，政府无法评价创业者的能力，也无权要求创业者以注册资本来对自己创业的风险进行担保，正如它也无法、无权担保企业的信誉、产品质量那样。奖励和淘汰企业，那是市场的功能，不是政府该干的事。

其二，创业总要经营什么，除非有由人大制定的、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而非行政法规，它只代表政府意志，甚至仅仅代表政府部门的利益诉求）的明确限制，否则经营范围和领域是创造财富权利的构成要件之一，政府部门无权拒不审批，说“只有我允许了你才可以干”。

假如既有的制度不改革，政府权力是公民创造财富权利的裁判，以及经营范围、领域的控制者，意味着什么？

由于政府和公民极不对等的地位，很轻易就会滑向这样的逻辑：你的权利、你所经营的东西我说了算，似乎，政府就是公民权利的来源和资源的所有者。这颠覆了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也歪曲了企业要经营什么不是政府的恩赐这一事实。

实践的后果，就是创业或受到种种限制，或是政府部门的审批可以变成一种权力寻租。政府权力的越位，通过窒息经济活力和个人权利，轻易地转化成了部门甚至官员个人利益。

这恐怕才是政府权力越位的本质：利用权力控制公民权利和社会资源，获得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自由空间，然后予取予夺。改革制造了新的利益格局，但其实，政府权力不待在自己的边界内，本身就是一种整体性的、属于制度红利一部分的利益格局，它最难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