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与纳粹的暴行比较（2）

日寇暴行的原因及动机

日本人认为，对于敢于反抗的汉族人，只有一个“杀”字可以威慑住，“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是巩固外来征服者统治的有效手段。因此，日本要占领中国，也只有对中国人大开杀戒。

前面说了德军的情况。也许大家会问，亚洲的历史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与欧洲完全不同，日本军队为何要在占领中国及南洋各地之后，对平民和那些失去了抵抗力的军人实行大屠杀和其他各种暴行呢？

根据学者们多年来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日本民族性格特征的阴暗面因素，发泄日本军人战争兽欲的需要。自古以来，受天皇制度和军阀政治的影响，日本人形成了崇拜强者、鄙视弱者的观念。他们崇拜盛开之后即刻凋谢的樱花，认为人生就是应该这样，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即使马上死了也是幸福的。那些武士，对征服弱者充满快感，在强者面前显得十分恭顺。一方面，他们善于学习别的民族的优点，消化吸收，改良补充自己；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狭隘的岛国心理，缺乏宽容与大度。大家看过电影《日本沉没》，整天都想着自己要沉了。种种特征造就了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特色，以海盗式的屠杀与掠夺为特征，企图以暴力达到征服的目的。另外，又受岛国环境的影响，土地与资源的缺乏，使其生成了比较严重的生存危机感，时时刻刻盘算着如何通过“开拓万里波涛”来摆脱忧患，在海对面的大陆上谋得一块永久的生存之地。其对外侵略的动机是长期、明确而牢固的。

近代以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社会改良，国力增强，为对外侵略创造了条件。而中国则正好相反，百年来衰落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造成了中国的积贫积弱，广阔的土地与丰富的资源，使强邻垂涎。故日本对中国，从历史上的敬仰学习逐步就变为蔑视与侵略。

几千年来，日本在中国学习到了不少的东西，然而最主要的一点，他们到底也没有学会中国墨儒诸家传统的非战、平和、宽容的美德。再者，日本社会封建统治等级森严的习俗和客观生存条件对于其社会集体化努力的需要，形成了他们漠视个人价值乃至生命而重视国家社会团体利益的习惯，社会生活对于个人的环境压力很大，尤其对负担主要社会责任的男子，压力尤重，于是一旦有机会，就造成了他们放纵自己以释放压力的契机。日本社会保持了男尊女卑的传统，对女子是轻视的，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的主流意识认为女子是要服从并服务于男子的，在两性关系上完全是以男人为主，男子视女人为玩物，各种对女性的玩弄与虐待方法即使是在现代日本也是司空见惯的，以至于造成日本变态色情业的长盛不衰。这些特征，造成了以社会中下层男子为主的日本军队，在对华战争暴行中的各种大规模屠杀、各种各样的骇人听闻的变态虐杀和奸淫妇女，制造出各种变态性暴行的社会根源。

第二，是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中“膺惩”征服中国人的政治需要。近百年来，中日关系因日本不断侵华而处在紧张对立状态。日本军政当局为了侵华的政治需要，一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缜密的侦察和有意识的分化瓦解，他们搜集中国各类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地理资源情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利用中国社会政治中的一切矛盾进行分化离间，准备发动侵华战争；另一方面在国内大肆进行对中华民族的鄙视仇恨宣传，向民众灌输日本为了生存和尊严，必须侵略和占领中国的观念，在日本社会中播下仇华蔑华的种子。这一切使得日军官兵在基本观念上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蔑视和轻漫，他们认为中国人就是劣等的民族，只要他们敢反抗日本，那么就应受到任何惩罚，即所谓的“膺惩”。他们认为对敢于抵抗的中国人怎样做都不过分。

从客观事实来看，日军在作恶时，大多以变态手段来杀人和虐待妇女，总是要让受害者在死去之前饱受最大的痛苦，并从中得到乐趣。这种普遍现象，表现了日本基层士兵的变态心理，无可否认，其中有着日本社会习俗根源的因素。

这里有两则材料。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宫本在1937年12月16日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军国主义的毒素已经侵入了一个普通日军官兵的骨髓。另一名曾在中国山西作战的日军老兵近藤一，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从小老师就教我们，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因此，当时我觉得怎么样对待这些身为劣等民族的中国人都不为过。现在回想起来，我犯下的罪行100年也偿还不清。”近藤一的良知，是他后来在冲绳岛撤退的时候，亲眼目睹了被卷入战争中的几百名日本平民的尸体，其中有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尸体，有与母亲失散而哇哇大哭的婴儿，这些关于日本人自身的切肤之痛，让近藤想起了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在冲绳重现，那个场面就像地狱。”已年过8旬的近藤，现在一有空就会回到山西忏悔当年犯下的罪行。在冲绳战场上，像蚂蚁一样被杀害的日本人，让他突然意识到中国人是和他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当年在山西屠杀中国民众同样是罪恶行径。

近代以来，日本视侵华为其战略目标，一切的行动以此为目的。为了顺利地吞并中国，他们注重所谓历史的经验总结，有报道评论说：日本人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元、清两朝蒙古和满族人占领中原的经验，认为对于敢于反抗的汉族人，只有一个“杀”字可以威慑住，“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是巩固外来征服者统治的有效手段。因此，日本要占领中国，也只有对中国人大开杀戒。这种谬论居然成了他们在中国各地制造骇人听闻大屠杀的“理论指导”。从八一三战役后期日本军界首领狂妄叫嚣要“膺惩”中国人的历史事实来看，我们对于这种谬论是可以宁信其有的。

第三，是对于被侵略国人民奋勇抵抗的疯狂报复。侵华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军方对于中国方面的激烈抵抗表示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特别是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中方的主动抵抗和决战勇气，打破了日军“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吹嘘，令日方“有措手不及之感”。当他们被迫一再增兵上海，在最后突破中方防线后，一种被“侮辱”后图谋报复的心理油然而生。

1937年11月19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在攻占上海之后，决心废除原定“指令线”的限制，乘胜追击，攻占南京，其中就有图谋报复中国人抵抗的因素在内。在这样的情况下，南京城破之后，日本军队为了泄愤和以屠杀来威吓中国民众，消弭其抵抗意志，实行大屠杀、疯狂的强奸、掠夺与大破坏，就是必然的了。战后日本右派有人说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对日本军队的激烈抵抗造成的，这种借口之荒谬简直不值一驳，天下哪有遭到外敌入侵而不能抵抗的道理？

上述三方面的原因，是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和在中国各地犯下无数骇人听闻的暴行的基本因素所在。

结 论

    简单地说，德军的暴行主要是为了实行纳粹党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而日军则是为了“膺惩”和征服受害国的民众，发泄兽欲，也是服务于侵略的需要。  

德日法西斯军队在二战中对被害国人民都有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种种虐杀和人体实验暴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两头野兽，一个生在欧洲，一个长在亚洲，历史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同样是犯罪作恶，但他们在战争暴行方面，目的、动机、手段都有区别。简单地说，德军的暴行主要是为了实行纳粹党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而日军则是为了“膺惩”和征服受害国的民众，发泄兽欲，也是服务于侵略的需要。

我们看到，德国法西斯杀犹太人，主要是出于他们荒谬的种族仇恨理论，他们的暴行是为了镇压反抗、发泄兽欲；而日本人在中国和各被害国的战争暴行，是为了实现侵略的目标。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把屠杀与暴行作为他们实现称霸世界野心的必需手段。不同点呢？在动机和传统方面。日本人的战争暴行与这个民族的历史习性有关，而德国人则是在走入政治歧途后，疯狂实践了一种极端的反动理论的。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曾为世界战争发源地的两个民族的反省，将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可悲的是，就暴行原因等因素比较而言，战后更需要彻底反省的日本，在对战争暴行的认罪、反省、道歉、赔偿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和不足。虽然造成如此现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民族习性的影响是重要的一点，狭窄的岛国地理形成的生长环境，使日本民族严重缺乏宽广的心胸，不能正视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孽，不仅不能坦然认罪改过，反而千方百计的掩饰、抵赖、狡辩，给世人留下丑恶的印象。时至今日，日本当局则依靠美国的庇护纵容，更加有恃无恐，准备修改战后和平宪法，重新武装日本。在他们的煽惑宣传之下，日本整个社会出现了急剧右倾化的现象。因此，为促使日本的冷静与正确反省，对德日两国二战暴行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找出其中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行深刻分析，指出原因，可以对世人解决此问题提供有益的帮助。

我们当然应当看到日本民族的优点，正是凭借这些优点日本在战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是日本民族的团结、认真、努力追求完美等优点一旦用在了错误的方向上，其所产生的负面破坏性作用，将成百倍地放大，成为世界祸乱之源。战后日本对自己的战争罪恶没有深刻反省，更谈不上汲取教训，现在反欲重蹈强军覆辙，而美国为维持全球霸主地位，不惜采取短视战略，容忍乃至纵容日本，想打日本牌来遏制中国的崛起，正如同饮鸩止渴，其后果不堪设想。这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现实的危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