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复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天命”的对话

中国革命史观与党的执政地位确立

玛 雅：3月17日，习近平在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讲话中，详细阐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说，如何理解中国梦这个命题？

曹锦清：中国梦的命题更多回归到百年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叙事去了。中国梦是说，在建党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是一个历史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于依然保留着民族复兴情怀的人们，包括两岸三地的人和海外华侨，是有感召力的。

玛 雅：这个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有什么不同？如何解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问题？

曹锦清：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历史使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个历史观的完成，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个重要标志。它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从何处来，现处何地，将欲何往。

这样一个回答就给我们民族的历史境遇重新定位，一个完整的历史观就建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建立了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注入了中国这个龙身。它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就把那么多苦闷、彷徨无告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黄河之滨就集合起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国共两党之争成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高点，它是一个新的历史观。因为有这个历史观，毛泽东就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他执政就非常有自信，因为真理在自己手里。

玛 雅：历史观为什么那么重要？对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曹锦清：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中国的史学承载着西方史学、哲学和宗教三重责任，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我觉得非常深刻。

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史学。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国人生活在家族里，家族是史，继往开来的一个史。老百姓有个家，士大夫还有国和天下，这些都是有历史感的。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一种我称之为“史观文化”的意识，一部《春秋经》、一部《史记》，从此我们就对黄帝有了认同，对历史有了认同。华夏文化的核心是史观文化，这个历史观至少是汉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近代以后，在向西方学习和经济、政治、文化转轨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努力就是重建历史观。重建历史观成为夺取天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个自觉地做出这种努力的是康有为，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形成了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接受了马列主义的话语。马列主义中最强大的是历史观，把中国的历史按照西方几个阶段的发展来重新叙事。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一个是历史倒退论，一个是历史循环论。循环论就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加上天命说，有效地带来一个新的统治者，给予他统治的正当性。这个传统叙事后来被共产党加以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进行了阐述，核心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共产党的革命叙事和传统的孔孟的革命叙事其实有衔接之处——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志，推翻原来的王朝，因为这个王朝丧失了天命。整个封建主义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了。新的“天意”在哪里？转变为“历史发展规律”。所以这个历史观很快就被正处于迷茫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就把那些要求革命、要求改变现状的人聚集到这个党里。

  改革开放和苏东解体后，自由主义重提政权合法性

玛 雅：毛泽东构建了革命史观，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历史观的结束？

曹锦清：这个历史观由于改革开放，由于苏联东欧解体而遇到挑战。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开始了。

自由主义叙事是用选票的多数来确认统治者的合法性，即所谓的政治民主。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学说，认为每个人天赋就有那么多的权利。因为权利都在个体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要构成一个社会，把一部分个人的权利交给一个统治者。然后通过议会制定各种法律来监督这个统治者，如果民众不满意，可以撤换这个统治者。洛克、卢梭都是这样讲的。

玛 雅：自由主义叙事是否被中国社会所接受？

曹锦清：中国的自由主义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叙事，但是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近当代历史观。1980年代自由主义提出新启蒙叙事，讲救亡压倒启蒙说。重点在政制，是关于政体演进的历史叙事——为什么五四以后还会出现封建复辟？为什么“文革”中出现家长制、一言堂，想剥夺谁的权利就剥夺谁的权利？李泽厚给了一个简要的回答：救亡压倒启蒙。今后怎么办？新启蒙，接着五四未完成的任务。经济上随着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公有制也会向私有制转轨；政治上从专制向民主转轨，从人治向法治转轨，向西方学习，多党制、宪政、选举，等等。

现在中国的自由派基本采用这个历史观。自由派批评市场化还不彻底，认为一党执政、缺乏监督、政治改革滞后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走西方政治民主化道路。他们把所有转型时期的矛盾都放到这个框架里去解释，有几个口号：政治民主化——采用西方民主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军队国家化；经济进一步私有化。这些口号整齐简洁，很能捕获人心，而且有西方效应烘托，不断地鼓吹新自由主义。如果没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自由派可能更强势，2008年以后他们底气不足了。

    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领导党

玛 雅：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今天管理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它要继续引领这个民族往前走，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观，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

曹锦清：从革命向建设、改革转变，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观？所以前几年党内就出现重大分歧，有人说要换旗子，换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子，举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子。我说这些人是政治上的盲人，换旗怎么换？所以说，历史观的丧失带来了迷茫，重建历史观我们遭遇到许多困难。

玛 雅：主张换旗是痴人说梦。十八大说得很清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曹锦清：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既反“左”，又反右，正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路上要达到三个自信。一个追赶中的国家要达到自身的道路自信乃至三个自信，这在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

从当代政治来讲，重建史观是重要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领导党的责任是什么？你要告诉这个整体，中国从哪里来，现在何处，未来到哪里去。所谓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引领我们走，我们跟随它的引领。所以对中国共产党来讲，目标特别重要，按照这个目标设定历史发展的脉络特别重要。你有一个目标，人民认同你这个目标，愿意跟你走，认同你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叫执政能力，你的领导权是从这里获得的。然后你通过分步实施，大体上获得成功，你的领导权就稳固了。一个领导党一定要有历史观和整体观，你是为整体的和未来的目标服务的。

玛 雅：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不同的地方。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是整个民族的守护者。

曹锦清：所以我叫西方政党为代表党，它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理论上讲，西方民主制不需要领导党，因为整体不在了，只有一个一个利益集团。这种偏私的代表党所代表的利益也不在过去和未来，它在当下。西方那套制度和它的社会是配套的——个体的、市场的、当下的，里面组成不同的利益，然后由不同的党来代表。这个党代表不好四年再换一个，永远反映了所谓变动着的舆论情绪。这种情绪是通过民意测验和选举票数来表达的，甚至把卢梭“公意”这个词也去掉了，就只众意了。卢梭研究公意和众意两个词，公意是永远指向整体和长远的根本利益的。后来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公意变成了历史演进的逻辑。在列宁的历史观里就更重要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领袖发现公意。在我们的历史观里也是这样，领袖和政党发现公意，所以那时候说，听毛主席话，跟中国共产党走。为什么？公意在此。

玛 雅：西方政要是选票驱动的，所以不会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牺牲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四五年一换人，决策是短期行为，没有长远目标。

曹锦清：这可能是市场经济最终会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中国不一样，因为还在追赶。只要把追赶作为目标，把民族复兴作为目标，而且获得了几代人百年来的支持，在当代人的意识里还存留相当一部分，那么这个领导的党就会继续存在。

市场经济社会，从一般民众的精神需求来讲，包括知识界，对历史观的要求会淡化，因为时空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是只要追赶的任务还没完成，对执政党来讲，这就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你是领导党，代表的是全体人民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领导的理由就是百年使命，实现民族复兴。你有这个能力去判断、决策和领导，你就能获得民众的拥护。

玛 雅：这个党的执政地位就有合法性。

曹锦清：就无需通过四年一次的普选来获得合法性。四年普选制度在那些玩得转的国家，像美国和欧洲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最大的优点是，老百姓会永远提出政府无力完成的任务——我叫它政府职能超载；政府完成不了，就可以通过换届来把责任推卸掉。它是周期性地释放责任的一种政体形式，在减除政治压力方面是很优越的一种制度。比如小布什在中东打了8年，搞得一塌糊涂，无法收拾，那么就换个党执政。因为有两个党，再换个人，按不同的排列组合有几种方法，这样就是解压。

相比来讲，中国共产党执政带来的困难就是它的责任太重，而且是累积的责任，从1949年开始累积到现在，甚至延伸到解放前。      

共产党“天命”刚健，对中华民族负有历史重任

玛 雅：网上最近又在争论苏联问题，有些人不懂苏共亡党的原因和结果，试图引导中共重蹈苏共亡党覆辙，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曹锦清：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目前这个政体是承担了它的使命的。至少满足我认同的三个价值：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对当代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来讲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今天还在引领这个民族，完成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历史重任，这个历史重任还在，也就是“天命”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