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新移民”的文化特征调查

“城市新移民”是这样一个群体：“没有所在城市户籍”，无法享受城市福利；高度流动性的工作与生活以及因流动导致的高生活成本与低生活水平；生活在城市底层，而除了留在城市又无路可退。这些共同的社会经济处境，使得新移民有别于城市市民，也有别于上一代城市移民，且他们内部有着共同的群体认同。从我们的调查可以看出，即便大多数“新移民”认为自己的经济收入“过得去”，甚至“还不错”，但多数都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下层”甚至“底层”，如有81.5%的白领、85.1%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生活在底层。这些共性特征既是他们成为一个群体的原因，也恰恰是他们形成文化共性的基础。形形色色的“新移民文化”存在于城市，其内容大大有别于主流城市文化，甚至形成与之分庭抗礼之势。以下，便是我们从调查中归纳出的“新移民文化”特征。

一、山寨性：模仿与创造

这里的“山寨性”只借以表示其模仿性与创造性的两面特征，以及与主流城市文化的对立姿态，它主要体现在物质消费上。顾名思义，“山寨性”是指“新移民”在文化上倾向于模仿主流文化或其他亚文化现象的特征。当“新移民”接触到主流文化中的新产品时，出于经济承受力、偏好等原因，他们往往会对主流文化产品加以一定程度的改造，使之成为一种较为廉价的复制品，以在“新移民群体”中流传，山寨手机就是其中的典型。2009~2012年，山寨机销售量分别达到1.79亿、2.2亿、1.8亿、1.85亿部，2008~2013年间，山寨手机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1.7%，远高于正规手机同期的4.4%。

然而“山寨性”并不仅止于模仿，在“山寨”这一富于戏谑、讽刺意味的名称的背后，也不难看到新移民文化中一种严肃而积极的力量。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对于山寨文化，40.8%的人认为是“创新”，39.9%的人认为是“DIY”；也有41.4%的人认为，这可以激发人们追求创新的精神。考察“山寨手机”这一山寨产品的鼻祖的产生，就能窥见新移民文化“山寨性”的更加本质的内涵。“山寨手机”究其本质，是新移民群体对城市主流消费文化的一种回应。“新移民文化”的“山寨性”远不是对主流文化的简单模仿，而是针对这一群体自身需求与消费的一种创造，这些山寨产品用低成本满足了“新移民”的多元消费需求。有学者认为，“山寨文化”是草根创新向精英消费的挑战，它将开创本土生产的创新模式。可见，这种创造性若能被合理地开发和引导，无疑将构成新移民群体一项巨大的发展潜力。

二、快餐性：即时与实用

“快餐”作为一种便利、迅捷、机动的进餐方式，受到“新移民”的青睐，也成为新移民文化的一个象征。“快餐性”就其本质而言，体现了“新移民”在文化上的热烈追求和巨大潜力。在课题组2012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中，被选择最多的两项休闲娱乐活动便是“上网”与“看电视”，这都是“快餐文化”的两个典型代表；而上网时，他们经常做的事情，除了查阅资料（40.1%）外，使用即时通信工具（38.2%）、看视频听音乐（36.1%）等快餐式消遣居多。

“快餐”的首要特质，当然是其即时性，在一个“快”字。不论在生产端还是消费端，各色各类新移民文化产品的生产总是急迫的，更新是迅速的，而“新移民”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也是迅捷的，并且通常是短暂的。对这一群体而言，“快餐文化”，并不仅仅是他们的一种消费喜好，而是其生活压力、生存环境使然，因此在表面的意义上，即时性是“新移民文化”的一种经济特性。据课题组2012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该群体周平均工作天数为5.86天，平均下来，每周只能休息一天时间。在这种劳动强度下，利用一些网络歌曲寻找共鸣，从一些轻松诙谐的相声、电影等中获取消遣，便是一种自然又经济的选择。如走红的网络歌曲《月亮之上》《最炫民族风》、乌兰托娅的《跑马的汉子》、王麟的《伤不起》等，走红原因之一就是题材和旋律的平民性，旋律简单，歌词直白。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移民”，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情感问题，简单直白的爱情歌曲，是更适合他们的即时精神食粮。

但另一方面，“快餐”的存在理由又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代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倾向。因此，快餐文化并非产自某种餐饮习惯或地方性饮食文化，而是有着现代工业社会生产方式作为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新移民”对快餐性文化的接受与青睐，既表明他们受现代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影响之深，也表明了他们自身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快餐文化”消费之便捷、更新之快速、选择之多样化，成为“新移民”应对变化多端的城市生活的一件极恰当的工具。对各式各样快餐文化的采纳和适应，体现了“新移民”对自身在城市生活系统中的地位的认识和定位，这些出自理性的认识与选择，促使这一群体对外界生活形成了一种务实的态度。

三、开放性：智识与公共

“新移民文化”的最后一个特征系针对其思想层面的。首先，“白领”和“蚁族”作为新移民中的高教育水平群体，为这一群体注入了一种普遍的智识能力。而即便是受教育程度相对低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大多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课题组2012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他们中97.7%的人都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也逐渐朝“知识社会”迈进。社会整体对知识的需求增大，使得智识成为“新移民”群体的一种指向标。相比其父辈，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移民”群体在公民意识和法制常识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智识水平和公民意识这两方面的较高水平，决定了城市“新移民文化”具有一种健康的开放性，这一特征也是“新移民文化”中最具活力的方面，注定将对新移民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未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新移民”群体中，不少大学生怀有继续接受教育的想法，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们看来，学习与工作不必有先后之分。因此，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在没有户籍的情况下留在城市，不仅基于工作上的考虑，很多情况下也是出于继续接受教育的考虑。在2013年调研中，51.6%的选择最需要的是“职业技能培训”，可见该群体对于继续学习的强烈需求。在教育层次较低、受教育时间较短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这种对智识的推崇、对继续教育的憧憬，也并不少见。对智识的普遍重视的结果，便是作为一个群体，“新移民”对知识有更开放的接受态度，这也对其未来注入了更加丰富的可能性，这也是新移民文化“开放性”的一大体现。

除了学校教育外，对新移民文化的“开放性”有较强塑造作用的另一因素来自社会。进入了21世纪，中国社会总体上向着法制化、制度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与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相配套的法律、机制更加完善，容纳社会各阶层、族群的制度设计也更加丰富，解决冲突与问题的渠道也多样化了。“新移民”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之下，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对法律、制度、政府机构的信任，也养成了关注公共议题、形成公共意见、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新移民”的文化生活中，就表现为一种对自身公民身份、公共角色的强烈意识。

可见，尽管“新移民”群体在城市总体政治格局中尚处在下层或边缘的位置，他们在思想文化上的建树却要比看上去更加丰富，这种丰富主要体现为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接受、对现代文明国家制度的领会，以及现代公民生活习惯的养成。他们既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也有实际参与的行动。“新移民”在文化上的公共性，意味着他们对城市生活具有了超强的适应能力。从文化上看，他们已经准备好扎根在城市，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文化往往走在社会发展的最前沿。“新移民文化”作为城市中一种正在崛起的文化，显示出它对于当下中国现实社会弥足珍贵的意义。今天，“城市新移民”提供了中国城市问题的一条可能解决路径。一方面，“城市新移民”通过文化的传播力将城市中固有的问题放到不得不解决的位置上，不啻为城市改革注入了一股活力四射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他们有着充满活力的“现代性”群体文化，还充满了打破传统社会、文化格局的破坏性力量；同时，他们还有为自己的“城市梦”而“不言放弃的奋斗精神”。就“城市新移民”在文化上展现出来的各种特征来看，他们极可能是影响中国城市改革的至关重要的力量，乃至是中国未来发展现代化事业过程中值得信赖的有生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