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社会治理的最大公约数

前不久，浙江浦江县、陕西宝鸡市先后公布“献血新规”，引来热议。浦江县以红头文件形式，将家长献血量与直系子女中考加分直接挂钩，遭到不少网友吐槽“上学从拼房改拼血了”。宝鸡市则明文规定市民领取结婚证、驾驶证和大学录取通知书前，应无偿献血，此举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强捐”。

两地政府不约而同就公民献血出台政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血库告急状况。近年来，我国多地血库告急，因血荒导致很多病人未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时有发生。统计显示，去年我国人口献血率为9.4‰，而发达国家则达到40‰。在此背景下，宝鸡、浦江等地出台献血新规，确有其不得已之处。

但无论是浦江的“激励献血”还是宝鸡的“强制献血”，似乎都受到了部分公众“差评”。是因为公众对公权力过于挑剔？还是相关政策太过生硬，导致产生抵触感呢？

当下，我国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相关诉求更加多样。一些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社会又迫切需要的公共事务复杂交织，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对部分习惯了传统决策方式的政府人员而言，要想减少政策运行的社会摩擦，必须进一步寻求沟通便利化、决策合理化、参与社会化。

沟通便利化，首先有赖于政府在行政运行过程中，以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务实的态度收集民情、理解民意、尊重民声。这方面近年来也不乏成功案例。以2014年节假日放假安排方案为例，该方案从设计到发布，“两上两下”让各方声音得以充分表达、受到充分尊重。其从无到有、从粗到细的过程，就是一次政府与民众之间、不同群体之间良性互动的有益尝试。可见，在信息时代，要避免公众对一些政策的抵触，首先要让公众了解直至理解政策的内涵，形成思想认同的坚实基础。

决策合理化，取决于决策的透明性、科学性和程序正义。这不仅需要从决策之前，就面向社会公布相关进展，引入智力资源科学论证调研，对一些重大而敏感的课题，还要通过咨询会、听证会等必需的方式。如果能让公众由被动的政策执行者，变成知情者、参与者，甚至是推动者，许多事项的进展就会事半功倍。事实上，北京地铁调整2元票价、居民阶梯电价方案等一系列涉及面广、利益关联性高的政策，之所以能做到平稳顺利推进，决策合理化不可或缺。从反面角度看，前段时间多地PX项目、垃圾场项目受阻引发“避邻现象”，也已得到证明。

参与社会化，则是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之一。面对繁重的公共产品供给任务，仅靠少数政府部门已无力“全面包办”。应创造条件，充分调动各类社会组织、公益组织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参与其中。一方面能够利用第三方力量加大宣传，消除误解和抵触，搭建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还能在后期执行过程中减轻政策执行的阻力，实现政策效果的最优。

总之，社会转型越是急速，越需要政府在处理公众事务、协调公众利益时慎用权力、善用权力，更多依靠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寻求公共事务科学合理的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