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如何丢掉大陆的（2）

蒋介石痛悔未能“先安内，再图外”

蒋介石到台湾之后，从1950年到1952年，他有比较密集型的一些演讲，这些演讲大概都是在检讨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他基本上的切入点，跟我们一般谈国民党如何丢掉中国大陆多多少少有点不太一样。他有三个切入点。

第一个切入点是军事，他在军事失败里面谈了很多，包括军事制度的失败，人事制度、军需制度，他认为这里面很多都是失败的。另外一个是战略失败，他认为最大的一个失败就是不应该把精锐部队调到东北去，这是他检讨的一个原因。蒋在检讨大陆失败的原因里边，他提到一点，如果当初能够坚持他所提出的“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个战略，不听马歇尔的，或许今天大陆就不是今天这样的情况，他不只一次提到这个事情，而是再三提到这个事情。过去在谈大陆为什么丢掉的原因里面，没有注意到东北的问题，就是当时派军队到东北去的这件事情。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蒋永敬和我，我们一起合作了最早的一篇关于安内图外的问题，关于当时战后国民党的一个政策的转变，怎么样从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而变成直接出兵到关外去，最后把整个国军的精锐部队陷在关外，使得关内的形势出现了变化。

我认为蒋介石对于1949年这一年发展大的趋势基本上了然于心，可整个情势发展使得他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不得不被重新推到舞台上，也就是他的“再起”。这在我做《蒋介石1949》过程中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他对于自己重新再起也有一些考量，甚至包括他身边的幕僚、儿子蒋经国都对他重新出来掌握权力有一些不同意见，但蒋先生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想法，即知其不可为而为，明明知道他的再出对大局而言没有太大帮助，也就是说大局基本无法挽回，他的再起对于大局面来讲已经没有力挽狂澜的办法，但他“知其不可而为之”，仍然要去做，因为他觉得他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最后的结果对他来讲是预料当中的。而在他选择了决定将整个中央政府迁移到台湾去，在这个过程中，最后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决定了他后半生生涯的发展。这是我在做《蒋介石1949》过程中所得到的一些心得和感触、感觉。

我和蒋永敬先生合作了《蒋介石与国共和战》这本书，跟《蒋介石1949》基本一样，都是以蒋介石个人为主。蒋介石怎么从下野到再起？为什么不选总统？他在跟马歇尔谈判的过程当中，如何去思考相关问题？以及蒋介石在整个战略上面的思考和改变。蒋的档案跟日记是这两本书最主要的素材，除了这个素材之外，也得力于台湾跟大陆最近这几年来公布的相关材料。从90年代以后，不管是台湾也好，或者大陆也好，都有相当多的资料开放，这些资料的开放对于历史研究来讲，有相当大的帮助。

有人会说这两本书，过去也有不少人写过类似的主题，但是究竟有什么不同？就是在史料应用上面跟前面应用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直接应用了蒋个人的一些资料，应用了近二十年来新开放的一些资料，两岸相关的材料，而这些在过去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是不太容易看到的。所以我在这里也非常感谢，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出版，海峡两岸对历史问题确实是有不同的见解观点，但这些见解、观点如果建立在共同的史料基础上面，有可能达到更大的一个包容效果。谢谢大家。

汪朝光：谢谢维开教授，其实1949，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关键的年代，或者转折的年代。从中国共产党这一方面来说，1949是一个吹枯拉朽的胜利进军的年代。从中国国民党这一方面来说，1949是一个黯然失手，撤离大陆的年代。

我本人做一点电影研究，我非常想写一篇电影论文，中国大陆的红色电影中怎么描写内战时期的国军？跟台湾拍的反共电影中，怎么描写内战时期的共军？这个很有意思。但是问题在于我到台湾N多次，始终找不到台湾内战反共电影的片子，既没有DVD，也没有录像带，也找不到剧本。我还请教过西门町中影公司的总部，他们自己都忘了。我后来请教几位学者，后来恍然大悟，这些电影你们不是拍过吗？他们说确实拍过，数量很少，第二，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你把国军，无论在里面宣扬的多么英勇，最后还是败了。最后观众就会想，你既然这么英勇，怎么会失败呢？在理念上或逻辑上不太能够一贯。甚至我也见到台湾学者从心底里跟我说，你们拍的《上甘岭》真是好，真大气，我们真是写不出来。

在台湾这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我们倒退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会很难想象，台湾学者可以做这样的研究，而且这样研究的书在大陆还能出版，两岸学者还能平心静气的从学术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挺有意思的。今天我们有一些时间，先由几位嘉宾做个人观察，有请章百家老师。那些国共曾经错过的和解机会

章百家：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到彼岸书店跟各位读友见面。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过去我们党史讲共产党全都是正确的，所以就赢了。但是两军交锋，确实一方有正确，或者一方有失误，或者正确的一方也有失误，但是失误相对比较小。我觉得台湾学者这个研究，正好可以和我们形成对照。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国，两岸海峡还没有太多的交流。正好去参加国际汉学家大会，碰见台湾教授，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有你们难说的事，我们有我们难说的事，你们研究我们难说的事，我们研究你们难说的事，这个确实是很有意思。我自己的研究感觉，我觉得1945年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几乎是唯一有可能走上和平建国的一个机会，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咱们再说，但是对中国来说确实是有可能。

1949年的时候也有一次和谈，这次和谈也多少有一点和平的机会。但是这两个机会，实际上都被错失了，所以中国的分裂状态一直维持到现在。如果这两次机会没有被错失的话，中国走的道路可能会跟现在不一样，但是历史很难假设。

就我个人研究来讲，我觉得1945年的机会相对来说更大一点。这种机会如果要把握的话，要求国共双方的领导人都相当的大度，相当的有远见，在相当程度上都愿意维持一种和平竞争的状态。这些条件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来说，都很难做到。因为中国历史上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最简单的政治哲学。从刘维开教授讲蒋介石的反思，他认为丢失大陆的失败军事的较量是最根本的。但是在此之前，政治较量是不是一个思路？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

从现在我们看到的国共双方的材料，1945年共产党更愿意和一点，因为共产党弱，抗战之后国民党比共产党相对强大得多，所以当时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对共产党也比较有利，而且共产党是处于上升的时期。毛泽东去重庆的时候，并不是像原来说的去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当时的情况很清楚，其实就是三条，决定双方能坐下来谈判。第一，刚打完仗，国内人民都需要和平。第二，国际上美英苏三大国也不赞同国共内战，如果是主动发动内战的话，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前途可言，这是国共双方都不能承担的。第三，从军事上说，当时国共双方都没有做好打内战的准备，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日本人的投降，1945年8月投降，比原来各方预测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多，双方都没有来得及完成自己规定的军事部署，所以这个情况下决定双方要谈，双方想达成和平建国的这么一个准原则，但是双方想要实现的条件对方都不答应，所以这个和谈，看起来很重要，实际上没起什么作用。

后来美国人来了，一方面是帮助调节，另外一方面美国人是为自己打算，蒋介石反思很重要的军事失误就是把精锐部队放到东北关外，没有集中精力把关内守护，如果放在历史的环境中看，不管是美国还是蒋介石，把关外作为重点，其实是更合逻辑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有几个原因。因为对蒋介石来说，抗战，日本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东北，如果国民政府收不回东北，脸面是很难过得去，还是实现不了统一。美国最基本的看法，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人占了东北，使得中国不统一，而且给苏联提供了一个机会，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要避免这个情况，必须帮助蒋介石把东北收复了。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东北也很重要，占了东北，战略上就活了。所以对东北的争夺，从各方来看，也是很自然的因素。

共产党在当初是怎么预判的？重庆谈判，胡乔木跟着毛泽东去的，胡乔木说这个谈判你觉得怎么样？毛泽东说可能最后是一个不了之局。重庆谈判的结果毛很满意，原来去的时候共产党在政治上是很被动的，因为他没想到蒋突然会邀请他去谈判，而且是在美国跟苏联都表态这么一个情况下去的。但是谈完以后，在政治上共产党就很主动了，蒋介石实际上很被动。所以毛回来以后，对谈判的结果是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