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章程（2）

七大党章的做法遭到到了兄弟共产党的反对，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反对。正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压力，这一提法开始动摇。[7]党的正式文件中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做法，在1948年后，党的正式文件中早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了，在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还刻意将作为附录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凡写有“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删改掉。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是八大的文件。

七大召开11年后的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同类会议中最为开放的一次。八大党章与七大党章最大的不同点是关于指导思想的不同提法，毛泽东思想在八大的党章中消失了。党章总纲关于指导思想的规定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相应的党员义务的第一条也变成了“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这次修改党章的报告是邓小平所作。在报告中邓小平说，八大的党章与七大的党章在具体内容上“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显然就是指指导思想这一条，但是有趣的是，在他的报告中对这一重大改变却未置一词。

中共党章的这一历史性变革不是偶然的。这是国际共运中反对个人崇拜的理性主义倾向的产物，是中共党内正直之音的余绪。可以说，反对个人崇拜是八大的主旋律。特别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个方面。（1）《党章·总纲》部分有云：“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有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这里用了两个“任何”，是不同寻常的，显然暗指毛泽东。（2）邓小平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有一段关于领袖问题的论述。他在讲了领袖的作用以后，话锋一转，讲工人阶级领袖的特点，说：“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联系群中国共产党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领袖的爱护……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8]在承认过去我们党也有个人崇拜现象以后（这实际上是对七大党章中毛泽东思想提法的暗示性否定），邓小平强调，“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3）党章中关于党员义务的第四项规定：“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这里也是贯彻的平等原则，反对党内的特权。（4）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集体领导”，这也不是无的放矢的。（5）反对官僚主义，提倡群众路线，反对骄傲自满，强调党内监督和接受群众的监督。（6）为了反对个人崇拜，八大在制度建设上的一个亮点是县以上各级党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邓小平把它比作党内的“人民代表大会”。

这段历史实在太令人回味了。他说明赫鲁晓夫的行为与思想对中共有相当的正面影响。在1950年代，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理性倾向是非常强劲的，这是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保持相当的独立人格，并企图与毛泽东平等对话的外部原因。这种思潮正与毛泽东的个人权力的膨胀相对抗，这或许正是毛泽东迟迟不开八大的原因。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刘少奇所作,正是刘少奇把毛泽东思想抬到天上，可以说刘少奇是毛泽东的主要盟友，是那场造神运动的主要前台人物。当然，这不能全怪刘，因为没有刘，自有他人来干。在一群争天下的农民中，没有“领袖”是不可能的，这是团结与利益的象征，是理想与希望所在。可悲的是，后来这一尊神像竟然成了造神者的杀神。更为可悲的是，在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股强大的理性主义思潮在1960年代竟然翻了个个，个人崇拜竟然加倍卷土重来，极度疯狂的造神运动达于前所未有的地步。为了这尊神，中国人付出的不仅是金钱，更有成千上万的生命！

文化大革命中将毛泽东思想抬到天上的做法，起码在1969年九大召开前是违反党章的。对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至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讲过，可见党章对于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历来是一纸空文。文化大革命中，更有红卫兵用过“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因为他们觉得“主义”的权威高于“思想”，于是“毛泽东主义战斗队”之类的红卫兵组织屡见不鲜。不过这似乎有“僭越”马克思、列宁之嫌，最终未能进入党章。

在这一时代浊流中，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前通过的党章恢复了七大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九大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大通过的党章删去了后半部分，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换了一种说法，其含义是一样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关于指导思想的规定与文革中的党章没有实质性区别：“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但是为了防止个人崇拜，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界定，突出它的“集体智慧”性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由于改革开放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这就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难道：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旗帜，又必须抛弃它的主要成分。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人类思想史上少有的奇观：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不是由已经进入历史的毛泽东来决定，而是要由他人（掌握权力的现任领导人）来决定。这进一步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这样的尴尬事：有些毛泽东的话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有些他人的、毛泽东明显反对过的话却成了“毛泽东思想”。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其实体现了现实社会（他的代言人当然是有权人）的矛盾心态：他要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但是又不同意毛泽东的思想。这一两难一直困绕中国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