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妙趣横生的公文故事（5）

（五）

明世宗嘉靖年间，任佃从御史贬为江陵知县，偶尔有公文给邻县知县，总是称：“某人即将如何，某事即将如何。”邻县知县忍受不了，就在他的来文末端批语答复他说：“即将即将又是即将，即将二字好难承当，传话给江陵任大官人，如今再也不是御史大人了！”任佃看罢默然无语（《古今谭概?颜甲部第十八》，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 看了这件趣闻轶事，估计所有的人都会笑这个任佃过于迂腐，放不下原来的身份和架子，以为自己还是京官御史，可以随意对地方官吏发号施令。邻县知县对他的这一当头棒喝，肯定会使他彻底醒悟过来，从此明白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工作中注意用平等的语言与人交流。笑过之后，相信大家也会明白，在公文写作中，语言一定要合体，不能用错语言，否则不仅仅使受文者生厌，而且往往使对方产生逆反心理，从而使整个文件失去效用。 然而，在古代，放不下身份继续端架子、打官腔，或说不能完成角色转换，批复公文时犯措辞过当的错误，从而闹出笑话甚至挨批评的，远不止任佃一人。如清朝嘉庆年间担任湖广总督的吴熊光，就是这样一个人。为此，嘉庆皇帝于1804年7月18日特意下文批评他说：“吴熊光自简用湖广总督以来，朕即闻其接待属员过于严峻，批禀事件，往往措词过当。因其在军机章京年久，拟写谕旨，于训饬之语习以为常，率意书写。文禀批答，自有一定体制，即使属员偶有过失，亦应明白开导，何至动遭呵斥，竟与拟写谕旨相似？亦非体制。若云该督曾在军机行走，则军机章京中如勒保、方维甸等，亦俱行走有年，简放外任，并未闻伊等于属员批禀有似吴熊光措词过当之处。嗣后该督务须平心办事，不可似前躁妄，用副委任。”（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页） 据《清史稿·吴熊光传》记载，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到嘉庆二年（1797），吴熊光一直在军机处工作，时间长达二十五、六年。在此期间，不但大学士阿桂很看重他，而且乾隆皇帝也非常赏识他，说明他的工作是很出色的。他能在军机处工作这么长时间，这一事实本身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后来出任直隶布政使，是因为权臣和珅的排挤，才被迫离开军机处的。和珅倒台后，吴熊光在两年时间里，先是升任河南巡抚，再升湖广总督，成为独掌一面的地方大员。 如果说，任佃是从御史贬为地方官的，没有做过秘书，对公文写作不熟悉，后来写作公文时犯措辞过当的错误尚可理解和原谅的话，那么，吴熊光是从军机处出任地方大员的，像他这种长期从事秘书工作且非常称职的人，自然知道语言合体是公文写作必须遵从的重要原则之一，出任地方官后，批复公文时还犯这种常识性错误，只能说明他是放不下原来的身份继续端架子，打惯了官腔改不了或说不愿改。连嘉庆皇帝都知道“文禀批答，自有一定体制”，有二十多年秘书工作历练的吴熊光岂能不知公文写作的这些基本常识？若说长期在军机处工作代皇帝写惯了批语，因而养成了固定的用语习惯，那么，长时间在军机处工作，后来出任地方官的又不止吴熊光一人，如嘉庆皇帝所指出的勒保、方维甸等军机处官员出任地方官后都可以迅速完成角色转换，改变用语习惯，为什么唯独吴熊光不能？所以，吴熊光这种既可笑又可气的盛气凌人的表现，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 吴熊光是嘉庆六年（1801）升任湖广总督的。而从他担任湖广总督起，嘉庆皇帝就不断听到下面反映他的问题，说他“接待属员过于严峻，批禀事件，往往措词过当”。开头，嘉庆皇帝确实认为他长期在军机处工作，代皇帝拟写谕旨，因而养成了固定的用语习惯，且他本人又不注意这些问题，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一直原谅了他。想不到三年过去了，吴熊光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官气越来越严重，官腔越打越厉害，忍无可忍的嘉庆皇帝才于一封告状信上批了这么一段话，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顿，要他以后“务须平心办事，不可似前躁妄，用副委任。”嘉庆皇帝这一批示，不仅近似白话，非常好懂，而且把一个官气十足、盛气凌人的官僚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了，读来确实非常有趣。 的确，秘书代皇帝拟写谕旨，用语再怎么生硬严厉，下面也是可以硬着头皮接受的，但做了地方官员后，自己已不是皇帝的代言人，批示文件、下达指示还用皇帝的口气说话，还像写圣旨一样用语生硬严厉，这种盛气凌人的官腔官调，部下们怎么能够长期忍受得了！他们不敢当面批评顶头上司，只好上京城告御状了！吴熊光挨了皇帝这顿批评后，老毛病确实该改了，官腔官调的确不应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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