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三大战略构想（3）

 3.第三期：变文化

那么怎么办，于是大家把目光投降了另外一个点，就到了第三期变文化，比器物更重要的是制度，比制度更重要的，当时人们认为是文化，因为这个制度要靠人来执行，而这个人的思想、观念、文化、价值观就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刚才讲的1911年的4年之后就是1915年，1915年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北大讲“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一般是这样讲的，讲“五四运动”有两个称谓或者是两个层面意义，一个是广义的“五四运动”我们叫“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的起点和标志就是1915年9月15号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改为《新青年》，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有影响的一本刊物，大名鼎鼎的《新青年》。《新青年》高扬的是科学的旗帜、民族的旗帜，宣传思想启蒙、个性解放。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文化，是一个文化层面，它是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它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运动，那么这个文化运动的主要表示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白话文运动，就是我们现在，我今天讲课大家都是白话交流。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讲的是文言，之乎者也这个文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具体的载体和表现方式就是白话文运动，用白话取代了文言，这就叫新文化。什么叫新文化？一个就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它对应我们的老文化，再一个就是我们后来讲的白话，不是文言，这就叫新文化。

这个情况大概是这样，当时胡适在美国留学，陈独秀主办《新青年》，陈独秀是主张白话文的，他就邀请了胡适写一篇文章在《新青年》发表，主张白话文运动，胡适就欣然答应了，胡适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文学改良刍议》，后来胡适他说道当我要把我这一年多来研究白话文的心得、文章要在国内发表的时候，我的心里是有些忐忑的，为什么？他说我这个文章发表之后肯定会受到国内一些思想比较保守人的反对，所以我这个题目起的比较温和，我叫《文学改良》，我是改良不是革命，我是刍议我是讨论，是我的一孔之见与大家交流。结果这个文章发表之后反响很好，大家都支持胡适，反对意见很少，结果紧接着陈独秀又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学革命论》。于是后面人们讲胡适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胡适是主张渐进改良，陈独秀是激进革命，人们说最早他们两个在白话文运动上已经看出了端倪，胡适是《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是《文学革命论》，胡适是改良他是革命，胡适是刍议他是一个结论，文学革命论没有商量的余地，是一种决绝的激进的革命的态度。

这以后到了1920年，当时的政府教育部长叫章士钊，他发表了一个文章。以后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等国文课，我们现在小学叫语文，大学叫中文，当时叫国文课，一律用白话讲授，这样短短的三年时间，1917年胡适的文章、陈独秀的文章到1920年章士钊发这个文，这样短短的三年的时间里白话文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时的人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中，昨天我们讲古代汉语之乎者也文言，今天以后我们要讲现代汉语，讲白话。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了五千年的之乎者也在短短的三年的时间里就被白话取代而且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为什么？这就是由于当时有人提出了更激进的主张，大家注意，那个时候“新”这个词是用的最多的，比如说“新青年”，比如说“新文化”，比如说毛泽东在湖南成立了一个社团叫“新民学会”，新青年、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做新民，这个“新”针对什么呢？针对就是“旧”，这个“旧”就是老，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包括儒家包括孔子。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大多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包括北大的学者，包括李大钊、陈独秀，也包括胡适，包括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等，大多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北大还有两个人一个叫吴稚晖，一个叫毛子水，他们提出了更极端的主张，譬如说吴稚晖说所有的线装书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毛子水说所有的线装书都要仍到毛厕里去，都来激进地反传统。有些人认为这还不够，就认为我们五千年的文化没有价值了、过时了、迂腐了，有些人感到这个还不够，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有一个载体，儒家、孔子，载体是什么？两个都行，一个是语言，我们已经准备用白话来取代了，把它取代成文言，还有一个就是汉字，当时有一个人提出了最极端、最激进的主张是什么呢？是废除汉字，汉字拼音化拉丁化，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英文就26个字母，不断的组合，所以要学习方，废除汉字，汉字拼音化、拉丁化。每当讲课讲到这个时候，我都感到非常的后怕，如果当时的人们脑子一热把汉字废除了，那现在就不好讲了。

现在我们讲文化自学、文化自兴、文化强国，就没有一个基础了，我们要找汉字要到博物馆了，就像我们到安阳看甲骨文。它变成一种文物存档，变为文物保存，作为一种古迹凭吊了，那么这个文化传承、创新、文化强国就很难了。但是由于有人提出了更激进的主张，这个问题相对来说白话文好解决了，后来鲁迅有一个话是这样解释的，大家都知道鲁迅讲中国的国民心比较调和、持中、中庸之道、维持现状，不像西方主张竞争、变革，他说如果房子很黑，有人提出房子空气不好，我们开一下窗户吧，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多少维持现状，都反对不要开窗户，因为开窗户这个房子的整个结构会受到影响，后果不好评估，我们还是维持现状吧。但是有人提出了更激进的主张，说这个房子实在是太黑了、空气太糟了，我们把天花板掀掉吧，这个时候马上大家形成共识，好我们先不要掀天花板我们先开一扇窗户试试看怎么样，于是就回到了刚才那个问题。有人要提出废除汉字，大家说好这个问题太严重，我们先不要废除汉字，我们先用白话来取代文言，试一试看一看怎么样。这样白话文就短短的三年的时间取代了文言。

怎么样看待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不是专门研究中文的，好多我都不敢讲，怕讲不到点子上讲错了，但是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中国文化在近现代以后可能做了两次手术，这两次手术还不是小手术，第一次手术就是白话取代文言，第二次就是我们现在用的简体字取代繁体字。这个意义有不同的解读和评论，我觉得从总体的趋向上来讲白话取代文言是有必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微博、微信、电子邮件、发短信，如果我们不用白话我们用文言，那很难，好多事情说不清楚，我们现在用一个字两个字就发过去，两个字“好的”、一个字“爽”、“酷”，这要是用文言肯定要讲好多字，还不一定能讲明白，所以我觉得它总的方向是对的。

简体字取代繁体字也是必要的，为什么？有的繁体字笔画太多了，我们联合国的“联”，根据的“据”，我们现在用简体字一下写出来了，但是要我们在座的人用繁体字写可能很多人写不出来，但是它出现了我们可以认识它是没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总的趋势还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正式的场合，大家发现我们正式的场合，比如说祭孔、祭皇帝陵我们讲的还是文言，用文言有文化底蕴、文化内涵，正式的书法我们还是用繁体字，因为繁体字才能显示你的书法功底，简体字笔画太少了，再好的书法家也不能完全把书法的水平体现出来。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它给我们文化传承带来了一些问题。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是就是年代中期的时候去过比利时，比利时有一个鲁汶大学汉学系我在那里讲中文，讲课的时候有一个台大的教授，对象都是大陆学生、台湾学生、欧洲学生，我们讲中国文化，讲完以后要考试，每个人要交一份作业，当时是1993年、1994年，那时候计算机还不普及，都是手写的稿子。手写的稿子，台湾的学生交上来都是繁体字，我没问题，因为繁体字我不会写，但是我会认，根据前后文、上下文我能认识，我就给他一个合适的分数。但是大陆的学生写的都是简体字，那时候是1993年、1992年的时候，现在的计算机简体字、繁体字就转换过来了，但那个时候没有，都是手写，大陆的学生写的都是简体字，交给台大的教授，台大的教授傻眼了，完全不认识，因为他没有经过，他看的历来都是繁体字没有简体字，所以所有的简体字对他来讲都是天文、天数，不认识。但是现在两岸接触多了，一些台湾的教授也能认识一些简体字了，但是多数人、一般人还是不认识简体字的，普通老百姓还不认识简体字是什么。所以这个台大的教授打的都是叉，都是错别字，大陆的学生没办法回去以后找台湾的学生问繁体字怎么写，再重新抄一遍，交给台大的教授，台大的教授再给他一个合适的分数。两岸交流也有困难，一边是简体字一边繁体字，一边竖排文一边横排文，一边从左到右一边从右到左。

这是讲繁体字，再讲汉语。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这个问题肯定更难，北大有好多留学生，我们跟留学生交流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痛苦，他说你们大陆的留学生到我们美国，到我们英国，只要学一门英语就行了，但是我到你们中国我要学两门中文，一门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只能看报纸、听广播，日常交流，但是我学的专业是文史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历史，这个白话解决不了，还是靠古代汉语，靠文言，中国古代的典籍《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道德经》都是文言，他说文言太难了。不要说老外，我们中国人都觉得古代汉语、文言文太难了，所以他说我们要学两门中文。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承、文化传播、交流也带来一些问题，我做了一个可能不恰当的说法，就是中国文化在近现代做了两次手术，就是指的这个。

讲到这儿，都是一个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面还有一个狭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狭义的“五四运动”就是1919年，大家知道这里面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4年到1917年，然后是1918年消停一下，1919年开了巴黎和会，巴黎和会里面有“二十一条”，“二十一条”暴露了西方列强的强权本质是什么？就是它试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让给日本。这个就绝对不能答应了，当时中国的谈判代表，大家看的《建党伟业》里面有一个叫顾维钧，就是陈道明演的角色，他说这个不能签字，他把这个消息透露到国内，据说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最早知道这个信息的几个人之一，蔡校长就把这个信息透露给胡适，胡适又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他两个比较得意的学生，一个叫罗家伦一个叫傅斯年。罗家伦就是起草五四游行宣言的，傅斯年就是五四游行举大旗的，这样就有了1919年五四运动北平的学生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爱国主义运动反对“二十一条”，这是狭义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有两个，一个是广义的前面的文化运动，后面是政治的爱国主义运动。1998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确定了北大精神、北大传统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我的理解爱国、进步主要是后面1919年爱国主义反对“二十一条”，民主、科学更主要的是前面1915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叫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样是变文化。

第一期变器物，甲午海战惨败，第二期变制度，戊戌变法搞了103天，辛亥革命五成功了接下来是军阀混战，现在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家认为中国出了问题关键是文化的问题，中国的危机根本的是文化危机，中国的重建根本的是文化重建，中国的复兴根本的是文化复兴。所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偶然的，先变了器物不成功，变了制度也不成功，最后找到了文化问题，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讲到这里我还想讲一点，就是我研究这段历史还有一个感觉，从1911年到1921年这十年间国际国内发生了太多的事，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走向。哪些事呢？1911年已经讲了辛亥革命，前年我们辛亥革命已经100周年了，马上100周年都陆续来了，接下来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是2013年了，两年之后就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所以北大现在也在考虑怎么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因为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然后是1914年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一个点是1917年是十月革命，这个也特别重要，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十八大是讲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应的就是苏联模式。四年之后2017年就是十月革命的100周年，2017年我们还会召开十九大，十九大的时间点一般就是下半年的九月、十月前后，正好是十月革命的100周年，十月革命1917年10月7日，这个时候我觉得全世界的关注点在关注、反思十月革命的100年、社会主义的100年。怎么看斯大林、怎么看苏联、怎么看苏联模式、怎么看苏联解体，这些问题都是理论界研究的重大的热点问题，大家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有的时候好像差距还比较大，就是怎么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怎么评价列宁、斯大林，怎么看苏联解体，这是2017年。

再过两年2019年，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100周年陆续都到来了。大家看从1911年到1921年这十年间，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国际国内竟然发生了这么多重大事件，而且随着时间点的巧合它的100周年都会陆续到来，这些重要事件影响我们现代化的走向。上一个世纪前面我们叫五四新文化运动，上一个世纪中叶我们有一个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简称“文化大革命”，它也关于文化。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一直到今天延续不断的我们有文化热、国学热、孔子热、儒学热，都和文化有关。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上个世纪初，文化大革命是上个世纪中，文化热是上个世纪末到现在，所以文化问题持续贯穿二十世纪，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主流话语，在二十世纪极富魅力。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凸现，譬如说我们现在中央的提法是文化强国、文化自学、文化自兴、文化自强、文化强国，文化大发展、文化大繁荣，很多省提出文化强省，很多市提出文化强市，很多区提出文化强区，很多单位、部门、行业也都有自己的行业精神、文化理念、企业文化，大家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重视文化的引领和支撑。现在有很多说法讲文化的重要性，比如说文化立国、文化兴国、文化强国、文化复兴、文化是上游，文化是高处的水，要占领文化的制高点，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底线，文化要走出去，要提升我们文化的影响力、话语权，文化是精神家园等等，都来讲文化的重要性。我觉得从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之后，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机关部委到高校，从学者到老百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文化问题，文化这样的一种引领和支撑的作用越来越为大家所重视，也越来越凸现，已经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当然还需要我们继续来努力。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大问题，怎么看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讲了历史讲了现实，讲了理论讲了实践，第一个大问题说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