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底线化风险是当前宏观政策的重点（3）

推动改革与控制风险的赛跑

所谓经济运行的底线，就是特定阶段经济稳定运行的下行临界点。如果超过临界点，将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或危机。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经济稳定运行的区间收窄，脆弱性增大。因此，在这一时期，底线思维比以往更为重要。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之所以将8%作为中国经济增速的目标底线，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就业。低于8%的增速就难以创造充足的新增岗位以满足就业需求。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稳定，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逻辑。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形成对比的是，这一轮增长放缓并未伴随大的就业压力，部分原因是中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或者说，劳动力供给放缓本身就成为经济增长放缓的解释变量。就增长与就业的关系而言，对增长放缓的“容忍度”已明显提高。

增长阶段转换期守底线的关键是控风险。由于中国“速度效益型”增长模式尚未改变，如果经济增速短期内过快下滑，将会出现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企业盈利能力和水平滑坡，亏损面持续扩大，财政金融风险将可能集中爆发。底线守不住，将会成为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的触发器。因此，当前守底线，以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为重点，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有效控制和化解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把矛盾和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为微观主体调整和增强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促使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历史经验显示，7%是高经济增长阶段的下行底线。在1996年以来的69个季度中，连续两个季度GDP增速低于7%的情况出现过两次，分别对应着两次经济危机。从今年上半年公共财政收入、企业利润、销售利润率、企业亏损面、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等指标看，比历史底线值略好，但从趋势上正在接近。综合考虑近年来潜在增速下降、经济结构实质调整偏慢等因素，6.5%可能是现阶段的增速底线。

坚守底线并不仅仅是稳增长或保增长，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调结构、去杠杆上，有序释放已经积累的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泡沫、严重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是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风险。

这四大风险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共同推高了资金杠杆和经济运行的脆弱性。地方融资平台依托政府的显性和隐形担保，在GDP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推动下，往往不计成本融资。由于房价过高，存在暴利，且受到融资限制，房企总是存在资金饥渴症。这二者一起推高了整体资金边际价格，使大多数实体经济无力负担。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和融资平台资金效率偏低，使得利润水平远低于融资成本的现象相当普遍，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基础资产质量。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追求利润和规避监管的驱动下，开始寻求通过表外业务和同业业务扩张资产，在推高杠杆的同时，也使融资链条不断拉长，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的自我扩张过快，并与实体经济相脱节。高成本的资金最终又流向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

“去杠杆、化风险”成功与否，关键是能否解开这4个结，同时不引发系统性危机。基本思路是强化约束、落实责任，以局部风险的有序释放赢得全局稳定。

其一，建立有效退出机制，并减少政府的保护和干预，让“僵尸”企业有序退出，促使实体经济逐步恢复盈利能力。其二，切实降低房价和改变市场预期，促进存量房地产进入交易，进而压低金融边际资金成本。最直接有效的措施是加快全国房地产联网、实名登记，并明确全面开征房产税的过渡时间。这既有利于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和地方财政收入，又可以改变房价预期。其三，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措施，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分类清理，隔离不良资产。建立明确的惩戒机制，规范和重建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其四，积极盘活存量货币，在维护金融正常功能的同时，加强对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监管，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降低杠杆，重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优先去杠杆，然后金融业跟进，不能仅从金融业单边推动去杠杆。这里涉及一些紧迫的改革，能否守住底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推动改革与控制风险的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