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化美国与妖魔化中国

回过头来看，今天中美关系的僵局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但是无庸讳言，我们自己，特别是许多博学多情的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理解，同样也是僵化的、浪漫的、充满幻想的――特别是情绪化的。经常产生一些一厢情愿、似是而非的荒唐念头，其见识往往还不如没出过国的老百姓，就不足怪。

例如，“美国是法制国家”(其实中国的秦朝就已经是“法制国家”了)，美国能有今天，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一部十全大补的民主大法保证自由人权的结果(好象中国只要有了这么个东西，就可以为万世开太平了。)上面种种过于抽象的说法，离开美国的现实与历史条件，无异于痴人说梦。其实，从历史上看，美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最“善变”的国家。或者说，不断在谈判和妥协中调整自己的制度选择，这是美国人性格中最“可爱”之处，这甚至也是“民主在美国”成功的要害。当然，同样的今天，正因为中国也在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才构成了中美“可以坐下来谈”的基础。

同时必须看到，中美双方舆论上的互相“包装”，促使了两国关系的僵化。不过——这在美国是“妖魔化中国”，而在中国则是“理想化美国”，双边互动，使双方加深了误解，到了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是谁的地步。仅就中国国内某些“话语”对于美国制度“特殊”的理想化解释而言，它造成了中国公众对美国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化幻觉：比如美国的制度已经是完美的制度，这种完美制度导源于一系列终极真理和价值，故一经设计完成，就一劳永逸，光芒照耀千秋万代。再例如，美国的政策是深思熟虑、高度理性化的产物，因此，美国人是言必信果的，美国人是不吓唬人的，美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等等等等，而这一切又皆因美国的宪法是“百年大法”，一经确立，不可更动云云。

这种论调在今天，又反过来造成了中国人对美国的政策从来就是既定的、不可变的误解，这最终导致了双方立场的僵化。我们忽而对美国充满幻想，忽而对美国“不抱任何幻想”，更弄得美国人自己也牛气哄哄，上台容易下台难。其实，正如坊间还有一本畅销书《总统是靠不住的》，它说些什么我不清楚，但从历史上看，岂止“美国总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在1958年《告台湾同胞书》中的话才是一语中的：“美国人从来就是靠不住的”——而时间将反复说明这一点。

不过，历史事实往往还是不能战胜“雄辩”。例如，最近有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者就认为，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一劳永逸地奠定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和公民自由权的基础。这人大概是从来没去过美国――其实，也不必出国考察，翻翻书就会知道，当年费城的制宪会议完成的是各州与联邦之间的利益划分，会议的参加者是各州利益的代表，是些农场主、商人和从业律师，他们不是围绕着公民自由权，而是围绕着各州之间的权力进行谈判与妥协。而被美国今天到处宣扬，被类似于我们这位经济学者津津乐道的“人权”和“公民自由权”，不但没有在制宪会议被一劳永逸地确定，而且在著名的费城制宪会议上，根本就被忽略了。真实的历史状况是：公民自由权和“人权”只是随后作为各州之间、州与联邦之间讨价还价的“砝码”被逐渐提出来的，并在这种讨价还价中才逐步确立起来的——这同样还是个“无意插柳柳成行”的结果。

其实，早在100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就道出了西方民主的实质：“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在严复那里，所谓“自由”就是指经济自由主义的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和保护，所谓民主首先是指“程序”，即为了追求、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谈判、妥协的程序，而谈判、妥协的法律结果连同程序一起，被称为“民主”。一句话，“民主”不是一种既定的、完美的方案，而是意味着“可以坐下来谈”，而至于怎么谈，会不会谈，谈得好不好，那就是利益博弈，需要知己知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