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三重历史使命（2）

(二)准确界定中国特色内涵。首先，要充分认识中国外交的多重性特点。中国既历史悠久但又充满活力；既接轨世界但又充满个性；既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又是发展中国家；既强调国家利益但又伸张国际正义。其次，准确界定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本内涵。虽然国内外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尚未形成一致共识，但多数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本内涵应包括同外交有关的中国理念、中国原则、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机制等。第三，逐步掌握外交理论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提出了“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富邻安邻”、“和谐世界”、“同舟共济”等具有时代特点的理念；中国学界在外交理论中国化方面也取得明显进步，特别是在时代观、利益观、体系观、安全观等方面不断创新发展，以上的中国化努力正在逐步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和接受。第四，逐步实现从政治定义到学术定义的过渡。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它首先是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在未来数十年里，政府文件和领导讲话仍将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载体，政治和外交原则仍将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部分。但从特色外交理论建设本身而言，今后还需要强化理论和学术总结，集中和统一国内共识，整理和出版有关著作，培养和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外交理论家等。

(三)完善外交理论体系。《辞海》对体系的定义是：“若干事物相互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8]今后应提纲挈领地抓住总体思想、战略思维和政策原则三大基本框架，逐步拓展深化，争取做到对中国特色外交全面、系统和符合逻辑的理性和整体性的认识。

总体思想未来的重点应放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外交和内政的关系以及中国外交哲学等三个方面。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个动态过程，未来数十年的焦点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定位问题。中国要在客观全面定位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总体目标，如十八大提出的“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就是一个值得深化的总体目标。中国内政和外交未来的主从关系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但在两者互动的重点和方式上会有所变化，最需要研究的是外交对内政的反作用，即如何主动运用外交塑造内部环境，这也是个极具挑战意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外交哲学建设的任务更是艰巨和重要。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外交哲学实质上是国家政治哲学的延伸，即国家政治哲学在外交领域中的体现。”“外交哲学具有外交理念基础性、世界观系统性以及长期稳定性。”[9]当代中国外交哲学创新性建设要立足中国的主体性，要强调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进步思想，还要重视中国和世界的一体性，最终达到新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外交哲学的再造。

战略思维是实现国家外交总体思想的主要途径，需要高度的全局意识和长远角度。中国外交战略思维主要包括外交战略目标、战略途径和战略布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和平环境，战略途径就是和平发展道路，战略布局则经历了以地域为主向地域和领域并举的发展。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逐步形成了“四点战略布局”，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杨洁篪前外长在谈到中共十六大以来的中国总体外交布局时指出：“我国总体外交布局不断丰富完善，形成国别、区域和各领域外交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双多边结合、政经文互动的外交架构，全方位推进了我国的外交工作。”[10]今后，中国还将公开推出全球和各地域/领域的战略，确立战略重点和战略排序，以此凝聚国内共识和争取国际理解。

政策原则用以规定中国外交为完成各项任务所应遵循的行动原则。首先是中国外交一脉相承的基本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结盟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等。其次是与时俱进和灵活性原则。即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瞬息万变，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原则必将因时因事因地而异。例如，中国在处理“黄岩岛事件”和“钓鱼岛事件”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又以积极平衡的态度维权维稳，形成了新时期维护国家权益的创新模式。最后是政策的全面规划原则。与一些受选举驱动国家的外交政策相比，中国外交政策具有更深化的思想性、更长远的规划性和更全面的预防性。中国在和平发展问题上两次发表白皮书，将有关政策昭告天下，还在具体外交政策上多方考虑应对举措。例如，针对中国海洋权益屡屡受损的新形势，中国政府郑重宣告：“中国将继续妥善处理与有关国家的分歧、摩擦，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11]

二、强化指导作用

强化理论对中国外交的指导作用在未来数十年具有特殊的意义。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外交需要以与时俱进精神发展和完善理论，从理论高度分析和指导应对各项挑战，唯有如此，中国外交的航船才能继续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