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三重历史使命（4）

(三)中国将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打破西方在外交理论方面的垄断和主导。中国外交理论“走出去”的方向应当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重要成员，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理论上具有更多的共同道德基础和目标追求。当年，如果没有中国、印度、缅甸的共同努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就不可能传播如此广泛和持久。当前，如果没有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共同努力，协商取代对抗的“同舟共济”的思想就不可能对当今国际社会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今后，如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所呈现的螺旋形上升趋势一样，发展中国家在思想理论方面的进步正在打破西方数百年来的垄断，两者同时构成了国际力量重心东移的历史性发展。中国外交理论通过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将对美国和西方产生重要的影响，最终将使东西方在外交理论上实现真正的平衡和平等。

(四)中国外交理论在价值观方面也要争取有更多的着力点和制高点。第一，价值观是外交理论建设课题中的应有之义。价值观是“关于价值(意义)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观点，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尺度的作用。”[14]在国家层面，世界各国都有其广义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它们相互之间既有共同相通之处，也有相互对立和分歧之点。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因对世界事务的评价和看法的异同而表现出相异或相近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目标、价值尺度和价值准则等。因此，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必须重视价值观问题。

第二，历史证明各种主要价值观可以相互宽容与共处共生。人类具有共同价值，但又有不同的解读和追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要求各文明、各国、各社会形态、各群体等放弃其主流或核心价值而完全接受他者的价值观。但是，在历史上各种主要价值观和平共处的例子屡见不鲜，如盛唐时期中外文化共处交融就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高峰。在全球化时代，各种主要价值观的相互宽容与共处共生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例如，中国的“和谐世界”、“以人为本”和“德治法制”思想等和国际上提倡的民主和平思想都有相同、相近和相通之处。

第三，发扬中国先进价值观并努力使其成为国际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绵延5000余年，“平和、包容、仁义、公平”等基本内涵历久弥新。首先，中国价值观逐步为世人所知。长期以来，西方价值观将中国价值观视为异类，并予以封杀，世界各国对中国价值观所知甚少。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中外交往的增加，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推介的力度，中国价值观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了解。其次，中国价值观通过和世界各国价值观特别是西方价值观的碰撞和磨合而更具时代的进步意义，诸如“和平发展”和“同舟共济”等某些重要价值观正在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同。最后，从趋势上看，中国价值观正在从世界价值观体系的外围向核心发展，在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历史进程后，可成为国际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存量共处和增量共塑”是建构人类新的共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共同挑战是全球性问题，需要超越文明、意识形态、国土疆域、民族宗教等各种畛域而以全球性合作予以应对和解决。当人类在全球性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任务之时，也是人类共同价值观形成之际。共同塑造价值观，可以从亚洲做起，如中国把李光耀当年提倡的“亚洲价值观”发展成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开放包容、同舟共济的“亚洲精神”。[15]在当前阶段，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重要凝聚点是和平、发展、合作、民主以及高品质的生态、生活、生产和文化环境等。

四、结语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主要应由中国人自己承当。我们不能指望西方外交理论家和实践者，也不能走套用西方外交或国际关系理论的捷径。

简言之，中国外交理论创新三重历史使命的第一阶段任务是：用中国语言总结中国外交理论，用中国实践提炼中国外交理论，用中国思想丰富中国外交理论。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但我们还应看到第二、第三和以后的阶段性任务，努力使中国外交理论更具世界意义。中国外交理论在“走出去”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将不断淡化中国的“特色”和不断增加世界的“共性”，同时中国外交理论的要素还将在各国外交理论中互相借鉴和融合，从而达到“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整体性。在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下，国际主流外交理论中将会更多地体现多元化、多样性和公正取向，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有力地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潮流。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