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革命青年：激情后的迷惘（2）

从2011年年初开始，革命青年在多次政治运动中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先是终结了穆巴拉克30年的统治，又把过渡军政府搅得动荡不安，随后借众人之力将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台。两年半里，革命青年的队伍不断壮大。在穆巴拉克时代深感“政治无能”、“政治恐惧”的年轻人不再缄口不言。家庭、学校、办公室，街道、公车、咖啡馆都成了他们的“议事厅”。十几岁的孩子上街散发传单，拦截车辆行人收集反政府签名，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

在扩展人数的同时，革命青年内部的自我整合从未停止。“1·25”革命时，前政府“余孽”（al-falul）被率先清除出队。穆尔西上台后，青年们认为伊斯兰势力篡夺了革命成果，遂将后者剔除出去，并暂时吸纳了穆巴拉克的支持者，合力对付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革命青年肩负的使命是实现“1·25”革命的诉求——面包、自由、社会正义和人的尊严。有媒体评论说，如今的埃及革命青年是占人口半数的追求民主、自由和世俗的年轻人。

革命青年在抗争中建立起身份认同，但他们的差异也显而易见。这些年轻人有的受过系统西方教育，有的则在学校混日子，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他们有的家财万贯，与穷人老死不相往来，有的则身处社会底层，一天收入不足两美元；他们一些人主张宗教平等、信仰自由，另一些则呼吁保持国家的伊斯兰特性；有的年轻人以懂英文、不会阿拉伯语为荣，认为埃及必须全盘西化以扭转落后局面，另一些则批评欧美风气堕落，期待民族文化复兴；有些年轻人借“1·25”变革之机，凭实力和汗水迅速走上事业的正轨，但大多数则沉浸在革命的浪漫和成就中，无所事事坐享其成。还有一大批人整日站在街头打发时间，哪里出现打斗便过去声援，久之这便成了职业。

怨气与霸气

“1·25”革命后，青年成了国家的主人，心甘情愿为社会奉献。解放广场上，大学生自发打扫卫生；街道两侧和旅游景点，孩子们修补地面、粉刷栏杆；公益社团扶贫助残、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活动更加频繁。但这种协力奉献的建设热情赶不上人们对国家的高期待。动荡过后，埃及政治权力出现真空，利益争夺激烈，吸引投资、重振旅游、改善民生和治安都无法在短期内实现。革命后埃及各项事业不见好转、国际地位下滑，青年人感到困惑和愤怒，一股“怨气”驱散了他们的自主、自决和自信心态。整个社会陷入空谈、指责和猜疑中。过渡军政府和后来当选的穆尔西成了众矢之的。

谈起社会问题和各自的人生规划，革命青年不再意气风发。集体出游或公益活动时，一些人开始自嘲道：“我们用一切办法消磨时间，参加这样那样的活动，因为我们没有工作，无可作为！”家境富足的大学生叹气说：“我现在想方设法离开这个没有前途的国家，但请你相信，我尝试过改变我的祖国，却发现无能为力。”一种不愿付出个人努力却又急于求成、忙于抱怨的心态在革命后的埃及各行各业迅速蔓延：企业职工每天用近一半的工时打电话、玩游戏，却说工作太累、薪水太低；大学生在校园里靠闲聊度日，甚至不能有效掌握本国的书面语言，毕业后便愤怒地抗议国家不为他们提供工作；因嫌工资低而选择在家待业的年轻人说：去年我把选票投给了穆尔西，我给了他机会，可现在我还是没钱！

与这股怨气相伴的是年轻人在革命中的全新体验：体制外的声音终将压过体制内，“街头运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穆尔西执政一年里，埃及记录在案的示威游行达9400多次。当法院决定惩治塞得港足球案凶手时，当政府试图改革补贴制度时，当总统越位扩充行政职权时，革命青年的这一招屡试不爽。他们反对哪位官员便冲击他的办公地点，迫使后者辞职。两年半来，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学生冲击办公楼，与保安械斗，最终把校长、院长赶下台的例子不胜枚举。7月3日的军事政变更是令年轻人深信，一旦民众占领了街头，军队也必须唯革命青年马首是瞻。

民主万能和民主无用

革命青年坚信自己“永远代表人民的意志”，不会被任何势力压服——是民主的力量帮他们控制了街道，占据了解放广场，直至对武装部队“发号施令”。穆兄会选举上台警示他们：选举制度和程序民主是信不得的，最大限度发动群众才是取得政治合法性、实现“1·25”革命目标的唯一途径。埃及青年作家玛丽·穆拉德（Mary Mourad）在政变后为《金字塔报》撰文指出：政府的合法性来自民主，而民主要靠数字说话——穆尔西竞选期间和宪法公投时有1000多万人投支持票，而“造反”运动收集到2200万个签名，后面的数字一经公布，总统和宪法就失去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