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占领华尔街”运动透视西方“独立媒体” （2）

媒体不可能独立于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办媒体是要花钱的，只有有钱人才可能办媒体；办媒体是要赚钱的，有钱人办媒体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在“独立媒体”的体制下，赚钱对于媒体来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生存条件也是最高目标。默多克、卢斯等传媒大亨都曾不加掩饰地声称：报业只是一种生意。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家周报的主编明确地对记者说：“广告生意就是权力，谁给我们广告生意，我们就给谁说好话。”密歇根州一家地方报老板曾写下这样一份备忘录：“本报的办报方针是对于以广告形式资助本报的企事业要积极支持和正面报道。”

媒体不可能独立于老板的意志。早在1925年，《华尔街日报》的威廉·彼得·汉密尔顿就撰文写道：“报纸是私人企业，它不欠公众任何债务，公众也没有赋予它特权，它完全是业主的私产，他冒着风险推销自己的产品……”，言外之意是报纸理应听命于自己的老板。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乔纳森·谢尔曾就“窃听门”事件撰文指出：在默多克家族控制的新闻集团，编辑独立性已让位于铁腕中央集权。事实上，默多克经常“指导”编辑记者以更“务实”的方式报道新闻，还“告诫”《华尔街日报》的编辑记者们：“别再为赢得普利策奖写文章”，“不妨刊登女郎照片吸引工商硕士”。《泰晤士报》原编辑伊万斯，因对默多克的做法表示不满而被扫地出门。《时代》公司老板卢斯也曾赤裸裸地威胁那些不满其报道方针的采编人员：“我早就说过我是你们的老板，这就是说我可以开除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媒体不可能独立于“1%”的利益。对近年来这场由华尔街金融大鳄们的贪婪无度酿成的国际金融危机，一向以“无所不在的监督”自诩的美国主流媒体居然一无所察，既无揭露又无预警，致使这场危机为害美国、祸及全球。当年普利策在为西方新闻理念定调时宣称：“永远与特权阶层和压迫阶级作对，决不失去对贫困者的同情”。然而，当“占领华尔街”运动呼喊出“我们是劳动者，我们是人口的99%，我们创造了国家的财富，我们理应是国家的主人，可是，我们却成了现代化世界的现代化奴隶。一小撮华尔街金融寡头，他们不过是人口的1%，他们并不为国家创造财富，可是，国家的财富，却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成了真正的国家的主人，而且是主宰我们命运的主人”时，美国主流媒体居然认为这“没有新闻价值”。事实表明，“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抨击的“1%”，正是掌控着所谓“独立媒体”的垄断资本集团，媒体是他们的喉舌和工具，只能为他们的利益代言，并且不惜为此漠视和损害“99%”的利益。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曾提醒：对所有人来说，当一种最重要的工具（新闻媒体）变得只对少数人有用时，当它为极少数人所役使时，把持这种工具的少数人的自由就是危险的。透过“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美国媒体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

“独立媒体”的最大真相

在外人看来，西方媒体可以“独立”地监督政府、批评官员，甚至促成政府更迭、总统下台，充分彰显了媒体的独立性。这是“独立媒体”最具迷惑性的外部特征。如果不将观察的视角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不能从根本上还原西方“独立媒体”的真实面目。

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是保护私有财产、维护资本利益。“1%”的这部分人，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巨大财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资本主义制度是他们真正的“家园”，他们对维护现行制度有着高度的自觉性和强烈的责任感。默多克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模式可与讲英语的国家发展起来的模式相媲美。……（这种模式）由普选、有限政府、法治、私有财产、自由市场等要素组成。”由“1%”垄断的媒体可以“独立”地问责政客、指摘政党、批评政府，可以让某位政客落马、某个政党败选、某届政府下台，但它们绝对不会去质疑、批评、反对这个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当“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深层弊端时，西方主流媒体却视若无睹、充耳不闻、轻描淡写、冷漠消极的原因。

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府也是垄断资本集团的“打工者”。西方民主早已沦为金钱游戏、集团贿选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而有能力用大把金钱操控选举的只能是站在大财团、大企业、大媒体背后的“1%”。他们才是西方国家没有任期限制的真正统治者，政府不过是受权维护各个资本集团的利益，充当资本的“看门狗”和“守夜人”。如果“1%”不满意，政府就是可以适时辞退的管家和仆人。“1%”对媒体的控制比对政府的影响更加直接，所谓“独立媒体”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守护者”；媒体批评政府，与其说是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不如说是主人对仆人的监督和呵斥。这才是“独立媒体”的最大真相！

媒体为私人所有，是媒体“独立”的前提，而媒体私有化的结果，必然是资本垄断、金钱垄断，是媒体“独立”于资本的无法逾越的障碍。这种理念与实践的悖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注定是一道无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