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改革是置社会主义民主于死地（2）

二、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发展和完善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一个制度要维持其生命力并保持正常有效的运转，就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校正，政治制度也不例外。任何社会的政治制度都会经历一个不断改革、逐步完善的过程。历史地看，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完善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都实行过各种各样的改革。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发展为例，每一次大的社会转型都会带来议会制度的革新。如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早期“议会万能”、“议会至上”的观念受到冲击，各国先后通过行政集权与扩大公民参政权这一对反向变革运动使议会制度摆脱危机并获得了新生。再如政党政治的出现是议会制发展中的又一重大变化。政党政治初期，执政党的更迭常常引起政府官员大换班，这种政党分肥制不仅造成了周期性的政治动荡，而且滋生着结构性的政治腐败。社会经济的发展呼唤更成熟的政党政治的出现，现代文官制度应运而生。文官制度使行政从政治领域剥离出来，形成政治与行政的分流，这是对政党政治流弊的一大补救。文官制度与政党政治的交互发展是对议会制度的又一次冲击和改造，它使议会制度更加稳定和巩固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发展史表明，每一次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都会给议会体制带来巨大的震荡，而议会制度每一次都以自身的结构改造和机能更新来回应新的环境要求，它正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维持了自身的生机和活力。倘若没有这种变革，它不仅无法应付像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毁灭性劫难，即便是频繁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已足以置它于死地了。只有改革才能保持制度的活力。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如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也是如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之后，也需要有一个不断改革和完善的漫长历史过程，需要有一个随着环境的变革而不断改革自身的过程。还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刚刚诞生的时候，列宁就已明确指出，“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停滞不前的和自满自足的东西，那是再愚蠢不过的。”[4]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建立之后，还需要有各项具体制度即一定的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政治体制好，根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发挥出来，反之，就会受到影响甚至遭到破坏。同时，在某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也需要随之发生这样那样的变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体制经常的、不断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而僵化、保守和固步自封最终只能阻碍社会的进步。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迫切要求。特定的社会上层建筑及特定的生产关系是与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同时又会反过来推动或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每前进一步，都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革，而经济基础的变更，又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变革与之相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初创之时，它的经济体制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基本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也是与当时的经济基础基本相适应的。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随着国家根本任务的变化与工作重心的转移，当初建立起来的一些经济体制便不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了，它必须进行改革。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仍面临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任务，这就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不可避免地会提到日程上来，而且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越深入，改革政治体制的要求就会越迫切。一方面，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最终的结果是束缚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一定经济体制是与一定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第三，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弊端日益暴露，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法治国家建设。(1) 权力过度集中于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造成了三个方面的后果。其一是宪法赋予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合法权力式微，而党的权力，尤其是党内一小部分人的权力极度膨胀。其二是党行使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管理权力，使得党日益机关化和行政化，而党的机关化和行政化本身则又造成了党官僚和行政官僚的双重发展。[5]其三是党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情，无暇进行自身建设。(2) 在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下，由于国家 (党)统管着一切，社会自治力量衰微或被纳入国家管理系统，从而形成了庞大的从中央到最基层的行政管理网络，造成整个社会的行政化和机关化。其结果，首先是管理机构不断膨胀，管理人员成倍增长，而管理效率却不断下降。其次是官僚化的特权阶层逐渐生成并日益坐大。最后是社会的生机与活力逐渐枯萎，创新精神锐减。(3) 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人，必然造成个人崇拜现象的盛行，最终导致个人独裁、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主义的东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死灰复燃。当权力集中于一个人手里的时候，他的神化便是不可避免的。如在苏联，斯大林一度被称为“天才的导师”、“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一切时代科学的泰斗”、“永不犯错误的理论家”等。(4) 个人集权、个人专断和个人独裁的结果是严重破坏党内民主，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和专横。在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当少数人或某一个人拥有超乎党、国家和人民之上，超乎任何法律之上的权力的时候，权力便失去了任何的限制。他们利用手中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粗暴地干预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用残酷的手段对付党内的反对派，用权力裁判学术论争，用凌驾于国家机关之上、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国家安全机关一类的庞大的机构对整个社会、包括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进行严密的控制和无法无天的镇压。党内民主受到亵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被公然践踏。(5) 在过度集权的体制下，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抑制；官僚特权化现象的泛滥、社会主义民主和和法制的严重破坏等都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形象，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程度不同地暴露出来，促使大多数国家相继走上了改革的道路。

　三、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政治体制的探索

从严格意义上说，试图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探索是从列宁开始的。按照列宁的设想，苏维埃民主制是官僚制的对立物。它通过自下而上的经常的监督权和随时拥有的罢免权、通过立法权与执行权的结合而堵塞了权力腐败和滥用的通道。但实践结果表明，为防止政权官僚化和官僚主义而创设的苏维埃体制却在一步一步地失去对权力的控制。这显然是与列宁的理想相背离的。当最初改善国家机关的努力失败之后，列宁开始认识到：彻底的改革是必要的。他希望能对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为此，列宁在去世前从制度设置方面对苏维埃体制重新进行了一番深刻的理论探索。但是，这一探索还未来得及完成及付诸实施就因列宁的过早去世而中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