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格瓦拉困境”与中国共产党转型（2）

“格瓦拉困境”制约着精神大厦的建构和精神力量的激发

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突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格瓦拉困境”的伟大尝试，其突出反映在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进行“姓资姓社”之争等等。正是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格瓦拉困境”，从而避免中共步老大哥苏共的后尘。问题是“格瓦拉困境”在政治和精神领域中很难突破，其自我神圣化导致脱离实际甚至无视客观存在，结果在“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悬在空中不接地气。

我们的精神大厦建筑于革命理论，曾经得到过世界冷战的支持和强化，随着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博弈已经开始由政治制度博弈向核心价值观的博弈方向迁移。过去，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生态的支持，我们的精神大厦坚固，精神力量充足。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其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的，尤其世界观是颠扑不破的，因为迄今为止尚未产生比共产主义更好的政治图景。今天，世界进入“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等思潮渐成主流和主导的情况下，原本坚固的精神大厦开始出现裂缝。因为我们的精神大厦是由阶级、剥削、革命、斗争、消灭等基石砌成，其他精神元素几乎无法纳入。早前陈胜吴广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尚可丰富其中，后来发现农民起义不过是封建王朝的更替和轮回，属于“你方唱罢我登场”，并没有真正推动历史进步，这也是黑格尔等西方许多哲学家评价中国一直处于“人类的起点和童年”的原因。曾经被视为伟大革命者的洪秀全，后来发现其腐败程度不输于清王朝；作为爱国主义最好教材的义和团运动，其拳民竟然有那么触目惊心的暴虐行为。不得已，这些精神元素开始淡出甚至被直接剔除。到这里，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封建史，所产生的精神元素因不符合革命标准而被排除之外，我们的精神创造只能从百年革命史中挖掘，甚至百年中还要剔除十年“文革”部分。

西方世界显然没有这样的包袱，他们不需要以革命的标准来划分、切割和评价自己的历史。以美国为例，其精神渊源一定是从第一批清教徒签署“五月花号公约”开始，期间没有切断，即便他们也发生过“国共内战”式的南北战争，依然不需要切割和分捡。主客观原因导致了我们必然也必须切断自己的历史，结果精神世界愈走愈狭窄且不厚重，及至世界政治生态变更，应对新情况新问题能力弱化。近来媒体连续报道国民党抗战老兵，民政部明确地方庆典应邀请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这或许就是一个价值坐标改变的小小努力，发展开去未必不厚重我们的精神大厦。

还有更深层的矛盾和症结存在，我们已经面临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且难化解。共产主义信仰决定着共产党的执政，甚至是共产党的生命，因为失去这一信仰就有丧失执政权之虞，甚至是这个政党的瓦解。道理可以从奥巴马的观点中引出。奥巴马说过，政党没有谁高尚于谁，都是代表着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进行博弈，被选择的惟一原因是看谁有能力给选民更多利益。不能放弃共产主义就需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来赢得更多追随者，问题在于现有理论已经无力做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也在变化，十八大提出“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以革命方式实现共产主义路径堵死了。那么，新的路径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格瓦拉困境”制约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

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制度优势，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符合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需要，也符合原始积累的特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从有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开始借助“看不见的手”，政府成了“守夜人”、“敲钟人”，“罗斯福新政”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政府干预”。这说明采取何种方式发展经济，主要看社会发展阶段和实际需要。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已经不适合再发挥无所不在的干预能力，即市场能够自行调节后，就不应过度使用政权的力量，而应当加强价值观的引领。实践证明，当房地产调控也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当股市发展也要着眼于“社会稳定的大局”，所有的经济规律都将失效。

从发展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在强调统一思想，战争年代有其必要，执政阶段不辩证看待统一思想，文化繁荣不可能出现。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时期出现过思想的辉煌，就是春秋时期，因为那时没有统一思想的要求，到了汉武帝统一中国同时统一思想后，中国再不见照耀人类文明前行的伟大思想成果。

从实现社会和谐来看。全民“讲政治”就是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种情况下既不会形成真正的政治意识，更不可能实现法治。从对社会和谐构成更大冲击的角度分析，对当今中国社会危害最大的不是道德缺失，而是“左”“右”之争和第二次“文革”的威胁，这不是危言耸听。极左的幽灵从来都没有离我们远去，随时可以回来。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配失衡、贪腐盛行等多重社会矛盾，这为“左”的回潮提供了沃土。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妥协性，也为“革命”提供文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