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龙乾：现代社会的权威话语建构

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以论说话语的变革为必要条件，因为“论说”既是客观的解读，也是逻辑的创制，是实践活动自觉展开的内在要素。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从“人的依赖”向“物的依赖”的现代化转型，对“物的依赖”的体制约束和文化超越及理论论说也都颇有成效，因而其“话语”合法性乃至霸权地位相对牢固。中国的情形则不然，现代化转型实践持续百多年后仍在艰难推进，西化与传统的抵牾依然胶着，现代与后现代的龃龉更疑云渐起。“独尊儒术”固已杳如黄鹤，“儒、释、道”互补亦近明日黄花，倒是“中、西、马”三雄逐鹿仍然未及终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构建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需要的话语系统，至今是一项未竟的重大思想工程。

一、变革动因——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的话语危机

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社会在内外矛盾叠加放大的世界历史洪流中被迫开展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然而，虽然“中、西、马”各路圣哲都曾临场指点，结果却都难免受挫，论说转型发展的话语相继遭遇信任危机，话语变革的历史任务至今任重道远。

首当其冲的思想信任危机指向以儒家为首、“儒释道”互补的哲理逻辑和话语系统。首先是十九世纪末引入的“进化论”哲学，不再重视温良恭俭让，开始强调面对竞争世界必须首先图强和自保，甚至鼓励变革祖宗成法，直接挑战和颠覆传统哲学话语习惯及其主流价值观。此后，“启蒙—救亡”、进步、革命逐渐演进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开明政治精英的普遍思想共识和话语介质。

其次，是“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新文化运动。其时，戊戌变法惨烈失败，辛亥革命有名无实，都严重激发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反思。他们开始认为，必须对传统的话语形态进行全面反思和坚决清算，因为问题不在个别要素而在文化系统。既然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及其文化观念是近代中国衰败的总根源，那就必须对传统哲学及其整个思想、信念展开全面的批判和坚决的颠覆，于是内容上要“打倒孔家店”，形式上要废弃文言文、使用白话文。

第三，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运动。“文革”运动意图用所谓“造反有理”、“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反潮流精神，替代“温良恭俭让”的实践话语，无疑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逻辑造成颠覆性破坏和打击。

最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推进是毁弃传统中国哲学话语的决定力量。市场经济体系建构与当代中国而言，早已不再只是思潮，而已经是现实实践，不再是精英们的鼓噪，而是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客观物质力量。市场经济实践的关联要素如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人本化、全球化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社会的客观根基。小农经济、村落生活和熟人社会正在加速衰微，普遍的等级观念迟早要丧失其合法性，“三纲五常”于今人恰如痴人说梦般不可理喻。走上市场的人们习惯于利益权衡，进入城市的人们被迫面对职场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传统哲学话语在市场上的走俏却无法掩盖其灵魂的失落无依。

继传统哲学危机之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主流哲学精神也遭遇到普遍深刻的信任危机。

作为一种外来话语，一方面，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主流哲学精神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人民的生存实践产生了广泛、深刻、实际、长远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撇开个别地区、人群而就整个民族和人民整体来说，中国人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彻底、完整地理解和信服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倡导的主流哲学精神。除了政治、学术层面，人本、民主、科学这类哲学话语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模式、思想方式的影响十分有限，比如熟人圈、等级制等还是占据主体层面，而“西化”至今仍不是一个褒义词语。

拒斥西化的动能一方面来自几千年的文明话语教化。另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化道路也的确存在着重大和致命的道德缺陷、审美缺陷、经济政治缺陷和文明历史缺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226其所造成的残酷的社会竞争、阶级斗争、国际战争、经济危机、人的异化、种族歧视、生态破坏等等，无论其深度还是范围、广度，都为此前任何世代所不及。中国一百多年来，从未真正实行全面的资本主义，反而选择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精神不信任的事实证明。

当前的哲学危机不幸恰恰就是对流传已久的教科书哲学话语的信任危机。

这种信任危机机理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精神熏陶和现实矛盾体验，人们当初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信任和信仰本身其实已经包涵了不少复杂的“误读”的成分。本来，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从历史规律和人本价值相结合的立场出发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不少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却主要只是在传统道德价值的立场上盲目地拒斥和简单地反对资本主义，进而把资本主义的积极历史和文明成分也一并排斥掉了。更有甚者，竟把国家、政府、权力乃至官员对社会、人民、思想的绝对优势地位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标志或特征，结果导致“官本位”的文化惯性和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等封建主义文化借助社会主义的名义死灰复燃并挥之不去。在实践上，这种被封建主义玷污了的所谓社会主义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民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挫伤了不少民众、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热情、信仰和信任，助推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

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建设，主要是随着社会禁锢的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人民群众的自主意识、认知能力、幸福需求、活动空间、信息管道等各方面都在水涨船高。但是，“极左”时期反复无常的权力争斗、现代社会发育的缺陷、党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以及转型社会拜金主义盛行、等级制残留、权力腐败泛滥的现实，都造成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从而催生和加剧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哲学的怀疑和否定。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中(中国传统哲学)、西(西方近代哲学)和马(马克思主义)”三大哲学显学，每一个都已经或正在经历不同形式的话语合法性危机。当前社会暗潮涌动的狭隘、浅薄的自我意识和庸俗实用主义精神，表明信念危机和哲学话语危机正在演化为全社会的精神危机。所以，直面问题和重建哲学话语，正是当前发展实践的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