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制度、利益：理解中国改革的三个维度（4）

四 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

中国的改革已经历时30余年，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由于中国的成功，导致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顶礼膜拜，甚至对中国模式产生了某种偏执：只要是中国的就是最好的，即便是一直被人诟病的中国权力腐败现象也认为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是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因为西方现代化也有过腐败的一段时期。(46)如果照此逻辑顺推，那么当今中国的现代化是与西方的现代化不同阶段的现代化。这种认识显然是不科学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哲学基础上的现代化。中国理应跨过西方现代化的陷阱，避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曾经发生了的问题包括腐败问题，这样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才具有世界意义，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国化’复兴”。如果我们在中国模式上过于自负，必然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认为中国不再需要深化改革，只要按照既有的“中国模式”走下去便是。这也是机械主义者，其必然结果是使中国的改革陷于停滞。因此，在思考如何推进新的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中国过去已经走过的改革历程。

第一，众所周知，中国模式是非常不完善的一种发展模式，甚至包括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包含着不少问题。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主义的改革，按照樊纲所说的是因为“旧体制”内部的阻力较大，只好先在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分(如市场定价机制、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等等)，随着这部分经济成分的发展壮大、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和体制环境的不断改善，逐步改革旧的体制。(47)客观地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在发展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分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但在改革旧体制方面的力度却显得相对较小。这既有可能是来自于旧体制中利益主体的阻力太大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旧体制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太多的原因。不管是哪方面的原因，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基本上是绕开问题谋发展的。结果是，旧体制的问题尚未解决，而发展新制度、新经济成分即拓展知识增量方面又产生新的问题。因此，继续深化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不断解决原有的问题而不断发展生产力。

第二，所谓“旧体制”就是知识存量。知识存量确实是制度创新的基础，尊重知识存量可以确保社会稳定，使制度创新不至于产生较大的动荡。但是，知识存量往往又是制度创新的阻力。因为在知识存量中，既存在着对制度创新有促进作用的因素，也存在着对制度创新产生消极阻碍作用的因素。关键是看究竟那种因素在知识存量中占主导地位。经过30多年的改革以后，旧体制中对制度创新有益的因素早就被新制度所吸收并成为新制度的一部分，属于增量知识的范畴，而在过去30多年里一直没有触动的部分，往往就是那些对制度创新具有阻碍作用的因素，但由于这些因素占据着社会资源优势而拥有强大的势力，改革的力度不大，就往往难以撼动这些如磐石一般的旧体制因素。在这种情形下，制度创新会出现僵滞或者是逆转的现象。克服这两种现象的唯一的手段就是加大力度深化既有的改革。从美国这个角度来看，当今中国的改革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要么是僵滞与逆转，要么是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前者将使中国面临累卵之危；后者会使中国迎来新一轮的战略发展机遇期。

第三，过去30多年的改革的最典型特征是“双轨制”，即旧体制与新体制共存、知识存量与知识增量共存。诚然，“双轨制”为中国过去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了制度性的理由，而改革的成就又为“双轨制”提供了合法性。但是，如果因为“双轨制”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认为它具有一劳永逸的合法性，这无疑会在实践中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实际上，“双轨制”是最容易导致寻租活动的。新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却仍然在一些领域继续发挥某些作用，这给国家治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新旧体制之间存在着体制“间隙”；另一方面，经济和政府的“潜规则”行为往往因既不符合新体制规制的对象也不符合旧体制管制的对象，结果却获得了更大的空间。简言之，新旧体制的长期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长期并存，为寻租活动等腐败现象提供了制度空间。根据“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在改革初期的1980～1985年间，中国的清廉指数为5.13，属于轻微腐败国家；但到了1993—1996年期间，中国的清廉指数降到了2.43，属于极端腐败国家。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榜上保持在3.4～3.8之间。(48)1993～1996年期间，正好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的初期，“双轨制”的特征尤其明显。到后来，新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双轨制”的特征明显淡化，所以清廉指数又有所上升。当然，迄今为止，中国“双轨制”的本质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目的不是要为“双轨制”提供更大的合法性，而是要尽可能地降低其合法性程度，加大力度地发展新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第四，中国未来的改革仍然是整体性利益增长，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可能不再是普遍性收益的改革，而是从根本上触动旧体制中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的改革。旧体制中的特殊利益群体将在新的改革中失去相当大的特殊利益，因而很可能会导致在新的改革中增加社会的“摩擦成本”。但是，中国的改革绝不能因为社会“摩擦成本”的增加而终止，相反，中国更应该在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的前提下推进和深化改革。

最后，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反映了制度设置的艰难性和制度创新的探索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永远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人在媒体上把中国模式简约化地理解为“摸着石头过河”，这显然是没有真正地研究中国模式。如果真如媒体所说的那样，中国模式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是没有发展战略的，是半夜里吃黄瓜，摸头不知尾；或者说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假若是这样，不仅西方更加担心中国发展是不确定的，即便中国自己的民众都会担心中国的发展会陷入混沌之中。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的改革始终是有路线图的。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并非是一种战略路径，而是一种策略方式，是指因中国的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会产生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现成的“钥匙”，需要在实践中摸索。邓小平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但是在战略上，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早就为中国的现代化设计了一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国正是在这一战略指导下而走上经济腾飞之路的。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模式更不可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在和平发展战略指导下，在动态中不断调整知识存量与知识增量相互关系的一种发展模式，即在新旧体制关系上，不断较少旧体制的因素，而尽更大的可能来增加新体制因素，不断促进制度创新；在利益关系上，通过不断拓展利益增量(知识增量)并使之转化为利益存量(知识存量)来不断增加利益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