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制度、利益：理解中国改革的三个维度（5）

注释：

①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如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 May 2004；江金权：《“中国模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徐贵相：《中国发展模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韩保江：《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Pengiun Books Ltd, 2009；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吴晓明：《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的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5期；周弘：《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韦定广：《创造与贡献：世界体系视域中的“中国道路”》，《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李世坤：《对模式和“中国模式”的思考——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李景源：《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左宪民：《论中国道路的辩证特性》，《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3期；左宪民：《北京共识与中国道路的价值意蕴解析》，《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1期等。

②［美］道格拉斯·C. 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7—18页。

③V. W. 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载［美］R. 科斯、A. 阿尔钦、D. 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2页。

④参见V. W. 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同上书，第331页。

⑤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有学者把中国的过渡称为“渐进式”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整体上是渐进式的，而在具体的问题上则是激进式的。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复出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了干部制度的改革，包括废除干部终身制，18个月后，90％的老干部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就离退休了。参见李稻葵：《官僚体制的改革理论》，载吴敬琏主编：《比较》(7)，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3页。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渐进式过渡又重新进行了定义，主张用“平行推进”来概括中国的体制转轨方式。参见樊纲、胡永泰：《“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⑥Alan Smith, S hock Therapy or Gradualism? Economic Controversies with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72, 3772, No. 4, 1994；张东辉：《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8页。

⑦李顺才、邹珊刚、常荔：《知识存量与流量：内涵、特征及其相关性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4期。

⑧关于这一观点的论述请参见拙著《转型经济新论——兼论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一章。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问题上中国社会历经了四次比较大的争论，前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争论主要涉及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一部分学者主张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二次争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1992年，主要争论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是指就是要不要建立市场经济的问题；第三次发生在新世纪，始于2004年的“郎顾之争”，然后蔓延到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到2006年基本上平息，其实质是究竟怎样改革的问题。自2009年以来，国内各种思潮在反思改革开放30年的问题上，又展开一次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中国的改革失败了，使社会主义变质了，因而不能再改下去了；有的认为，中国的改革步子太慢，不少领域内的改革已经出现停滞，再不深化改革，中国社会将有累卵之危。不过，中国所有的争论最终都能形成改革的共识，这一次争论虽然还在进行着，但相信执政党有足够的智慧来形成改革的共识。

(1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00)，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2000年，第1812页；《中国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12)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2期；盛洪：《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赵汀阳：《天下主义的一个简单表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

(13)朱其永：《“天下主义”的困境及其近代遭遇》，《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14)(15)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5页；第26页。

(16)［以］S.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71—284页；朱其永：《“天下主义”的困境及其近代遭遇》，《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17)赵汀阳：《天下主义的一个简单表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

(18)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王沪宁：《社会资源总量与社会调控：中国意义》，《复旦学报》1990年第4期。

(19)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20)(22)李璐璐，苗大雷，王修晓：《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

(21)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5期。

(23)孙立平：《总体性社会研究——对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概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1期；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24)［俄］A. 布兹加林、B. 拉达耶夫：《俄罗斯过渡经济学》，佟刚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25)参见《中国经济年鉴》(1984)。

(26)"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 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members.htm, February 11, 2012.

(27)苏长和：《论中国海外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

(2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2011年12月7日。

(2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6页。

(3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31)(32)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54页、53页；Andrem G. Walder, "The Party Elite and China's trajectory of Change",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 No. 2, 2004, pp. 189—209。

(33)董云虎：《“人权”入宪：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权》2004年第2期。

(34)李汉林：《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社会》2008年第3期。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36)关于转轨方案的选择问题可参见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七章。

(37)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0”，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0/indexch.htm。

(3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页。

(39)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40)民政部http://files2.mca.gov.cn/cws/201202/20120209130151390.htm。

(41)(4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第9页；民政部发布的“2010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106/20110600161364.shtml。

(43)民政部：《200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 http://cws.mca.gov.cn/article/tjbg/200801/20080100009380.shtml。

(44)参见洪大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92页。

(45)数据来源于民政部发布的相关各年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10年是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参见 http://cws.mca.gov.cn/article/tjbg/。

(46)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11页。

(47)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52页。

(48)更详细的数据参见“透明国际”网站： http://www.gwdg.de/～uwvw。另外，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简称CPI)采用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之间表示比较廉洁；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2.5～5.0之间腐败比较严重；0～2.5之间则为极端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