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制度、利益：理解中国改革的三个维度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实践过程，但近年来对中国改革的理解越来越简单化，甚至仅仅用“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之类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改革这一复杂的社会实践。①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是否存在的问题，即便存在，仅仅用这样一个概念来理解中国的改革，笔者认为这也是不科学的，它会导致对中国改革的理解的片面化。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体性制度变迁；同时也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重大利益调整。这一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涉及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是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只有在有效的制度之下才能带来经济增长。因此，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则是确保利益增长的必要手段，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整体性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但是，制度创新并非是毫无依据的，必须要在一定的知识存量的基础上才能确保制度创新的成功，否则制度创新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基于此，本文将从知识、制度和利益三个维度来理解中国的改革。

从知识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变迁，学术界的成果所见不多。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分析经济结构(即制度)变化的原因时，不仅涉及了收益(即利益)问题，而且也指出知识的重要性。他认为，“除非基础知识存量增长，否则，新技术发明最终将陷入收益递减”，“知识存量和技术存量扩大人类福利的范围，但它们不决定人类在那些范围内怎样达到成功。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②从诺斯的这段话来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其一，知识会直接影响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其二，知识并不决定经济结构的变革方式；其三，诺斯所说的知识并不包括制度和技术，而仅仅是指科学知识。后来，也有学者如拉坦在研究制度变迁时提及知识对制度绩效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但他所说的知识特指社会科学知识，认为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能。③本文所指的知识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知识，也包括制度和利益。从知识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改革，主要是分析中国改革在处理存量知识与增量知识的关系对改革的经济绩效产生哪些影响。

制度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包括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道德伦理、习惯、习俗等文化因素。制度学派主张从制度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变迁，有的学者如诺斯与托马斯等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是“制度决定论”者。④然而，制度主义主要强调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在意作为知识一部分的制度在变迁中如何对待存量知识，而更多的是关注增量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所考察的制度与知识的关系不仅强调制度创新中增量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存量知识对制度变迁同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利益一般而言是制度变迁的目标诉求，它通过经济绩效和福利水平表现出来。改革是否成功往往是通过经济增长来衡量。几乎所有研究转型经济理论的成果都不得不关注经济绩效和福利水平，但影响经济绩效的因素并非一个而是多个，有的情况下，改革的方式不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也有可能出现经济的衰退。也就是说，从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单维度来理解改革可能也是不合时宜的。不过，本文反过来理解，符合国情的改革方式一定能增进社会福利和实现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的方式并没有对与错之分，关键是要看改革的方式是否符合国情，只要符合本国国情，无论是保存知识存量的渐进式改革，还是摧毁知识存量的激进式改革，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有成功的个案。这里所谓的成功与否，即是指国家建立了有效的制度，并且能够通过制度持久性地发挥作用而实现经济增长。

一 制度设置：特别重视知识存量

制度是指人们在行为中所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更通俗地讲，制度就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或共同认可的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的一种制度设置安排，即是在保持中国社会既有知识存量的基础上而进行的一种制度设置。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制度设置，它至少包含着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根据已有的历史实践大致有两种方式，即“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的方式。这正好可以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实际相对应。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方式被称为渐进主义的方式呢？⑤不少学者以过渡的时间和速度来评判过渡方式，过渡时间短、速度快就是“大爆炸式”的，反之则是渐进主义方式。⑥这只是表象，并没有触及其实质。实际上，中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最大区别在于，俄罗斯摧毁了原有的知识存量，因而是“休克疗法”，而中国则充分尊重知识存量，把既有的知识存量作为制度设置的基础，这样其过程就表现出渐进式的特征。

所谓知识存量是指在某一时点上社会总体所具有的知识总量，或者说是某一系统特定时点的知识储备水平。⑦制度设置的过程离不开初始条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最大的特点是对自身的初始条件非常敏感。⑧这种初始条件就是知识储备水平。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所面对的最大现实是观念问题，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念是否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这是决定中国选择过渡方式的决定性因素。长期以来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受到苏联很深的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⑨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观念上的知识储备还远没有达到这一水平，因此中国在实践中仅仅是非常有限地吸纳了“商品经济”的成分，即推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种认识虽然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但“市场经济”的观念仍然没有被接受。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国社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在一步一步加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虽然还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机制运行上，中国经济已经较大规模地采用了市场调节的方式。这实际上是通过实践来推动观念的不断更新的过程。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讲话关于市场经济的精辟论断，把中国社会关于市场经济的观念知识储备水平提到最高水平。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社会推行市场经济可以说已经是水到渠成。因此，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知识存量包括物质性的知识储备，也包括精神性的知识储备。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念在社会化发展进程中有很大的惯性，作为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变迁中的影响也是长期的，因而更新观念和提升观念知识的储备水平，不可能一蹴而就。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是容易的，可以通过革命式的手段，将原有的经济制度彻底摧毁。但是，在毫无知识存量的前提下而重新进行经济制度的设置，那么这种新的经济制度能够发挥积极的功能是值得怀疑的。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制度设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无效率制度创新的典型案例。中国的经济制度重新设置的过程启动早而建成晚，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进行制度设置的过程中，特别尊重知识存量尤其是观念方面的知识存量。否则，中国也会陷入因观念上没有共识而导致新的制度设置与社会主流观念之间的冲突⑩，其结果必然是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经济严重滑坡。这样的制度设置是与实际目标背道而驰的。

以上是中国精神层面的知识存量，中国物质层面的知识存量则是落后的农业国。中国改革的目的不仅要建立市场经济，而且要把落后的农业社会变成一个现代工业国。但是，建立现代工业社会决不能像原苏联那样靠全力以赴地发展重工业而实现。由于苏联在建立时也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它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而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但是，苏联的工业化是畸形的，因而其工业社会也是被畸形的工业化掩盖之下的虚假。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苏联最后走向解体的一个经济因素。在新中国建设的前30年中，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但无论是以消除小农经济为目标的农业集体化还是以工业化为目标的“大跃进”运动，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忽视了落后的农业社会的现实，即忽视了物质性知识储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