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话语权：意识形态之争的新战场

一、意识形态的终结与民主的多元化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9年11月9日的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日上发表声明指出，“柏林墙的倒塌改变了历史的轨迹，象征着普通人追求自由过程中取得的胜利。”[1]柏林墙倒塌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同时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其所隐喻的苏东剧变终结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同时也使东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争暂时偃旗息鼓。姑且不论苏东剧变原因究竟何在，它恰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同步，并将其推向高潮。

苏东剧变使西方世界沉浸于自由民主胜利的狂欢，在民主化浪潮不断高涨的背景下，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他在《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刊上发表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三年后在前文基础上出版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福山认为，在苏东剧变之后，人类历史进步的共产主义方向已经进入死胡同，剩下的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并且，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它就是“历史的终结”，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2]这一文一书因其合乎时宜而成为当时引起最大轰动的著作，历史终结论也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论题。

历史终结论提出不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另一个引起极大关注和争议的论题——“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主导世界格局并引发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认同，“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3]尽管亨廷顿关注的是冷战之后世界各大文明对世界秩序的影响，但在意识形态之争问题上，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显然与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完全一致的，即冷战的结束不仅仅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所领导的两大集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的结束，更意味着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在意识形态不再构成世界争端的根源角度来看，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比后者少了些盲目乐观，而更具忧患意识。

意识形态的终结，不仅是两位政治学巨擘的共同观点，而是影响到整个西方学界。在终结论者们看来，随着冷战结束，社会主义走入低潮，西方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不会再有任何可以对自由民主构成威胁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民主成为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并且是唯一方向，民主也成为世界各国宣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依据。自产生两千余年以来，民主从来没有获得如此普遍的、强烈的承认。与民主在意识形态上的胜利相伴的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如今，即使在传统上被认为与民主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文明也正在接纳民主，甚至正在践行民主。据亨廷顿观察，经过第三波民主化，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在1990年已达58个，占全部国家总数的45％。[4]而到2005年，被“自由之家”确认的选举民主国家数目达到122个。[5]

民主似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趋势，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倒旗帜，但是，资社之争暂告段落，意识形态就随之终结了吗？并且，现在大肆扩张的民主，正如这些学者或机构发布的资料所揭示的，是以有无竞争性选举为标准进行度量的，这种度量方法是恰当的吗？民主仅仅就意味着选举吗？

在政治学领域中，民主可以说是最令人难以确切把握的概念了。“民主”这一概念源于古希腊语“demos”，早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中就已出现。但此后至今2500年来，人们对于何谓民主这一问题的认识远远没有达成共识。民主，在字面意思来看即由民做主，但“民”和“主”这两个字本身却所指不明，“民”包括那些人？“主”如何实现，限度在哪里？正如茅于轼先生所疑惑的：“什么是民主？我觉得中国把democracy翻成‘民主’，有很大的毛病。从字面上看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那么，谁是人民呢？你也是人民，我也是人民，假定我承认你也是人民，那么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你要当家作主，我也要当家作主。”[6]将各自歧义百出的“民”和“主”二字组合成民主一词，可以想见，民主的定义该当如何复杂。

无论在社会政治实践中，还是在学术理论研究中，都有各种各样的“民主”存在着，民主概念的多元化，可显见于政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所概括出的诸多民主的类型或模式，如约瑟夫·熊彼特区分的古典民主和精英统治的选举式民主，罗伯特·达尔所概括的麦迪逊式民主、平民主义民主和多元民主，利普哈特区分的威斯敏斯特民主模式与共识民主模式，乔·萨托利所区分的选举式民主、参与式民主、公民表决式民主以及竞争理论，以及查尔斯·蒂利区分的宪法的、实质的、程序的和过程取向的四种对民主的定义方式等等。此外，还有民主被实践于不同领域或场合而产生的各种类型的民主，如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工厂民主、社区民主，国际政治民主等等。

凡此种种民主，构成了庞大的民主概念体系，民主的这种复杂性和多元性历来被民主研究者所感叹。各种民主概念之间不仅相互区别，甚至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并且这种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丝毫不亚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可能诸多民主概念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使用着民主这一词汇。

仅就两种最基本的民主类型——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来看，二者之间的对立远非直接和间接两个词汇的差别这么简单。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看似只是民主的两种不同的实现形式，其实远不止于此，它们的区别直接关系到各自所理解的民主的起源、界定、评判标准、主导价值、运行环境以及公民身份、公民意识和人的生存状态等诸多问题，就如间接民主论者刘军宁所说，“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分支”，它们“常常被当作是近义词，事实上，它们之间更像是反义词”。[7]如果让直接民主论者评价二者的区别的话，想必它们也会被视为反义词，正如卢梭对英国盛行的代议制民主的嘲讽，“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