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话语权：意识形态之争的新战场（2）

二、意识形态概念：从贬义到中性

在传统的理解中，意识形态是一个具有贬义的词汇，这来自于现代社会中相互斗争着的两大政治哲学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或意识形态却是为其统治而进行自我辩护的“从天上降到地上”的唯心主义的虚构。这种虚构就像照相机所成的倒影，它其实也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但却是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客观现实的歪曲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9]

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也被视为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人，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和他的后继者曾付出巨大努力而使之广泛流传的术语，现在被用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10]个中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后来反被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拿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在意识形态的界定上，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正如马克思主义一样，也没有将意识形态视为法国学者特拉西首先提出意识形态概念时所理解的那种“理念的科学”，而是坚持贬义的定义。并且，在与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对立中，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将它与这种贬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紧密联系起来。

卡尔·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特殊和总体两种含义进行了区分：特殊含义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我们怀疑我们的论敌所提出的观点和陈述，“那些观点和陈述被看作是对某一状况真实性的有意无意的伪装，而真正认识到其真实性并不符合论敌的利益。这些歪曲包括：从有意识的谎言到半意识和无意识的伪装，从处心积虑愚弄他人到自我欺骗。”与之相比，总体概念范围更广，指的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尤其关注“这一时代或这一集团的整体思维结构和组成”。[11]从曼海姆的界定来看，其与马克思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将意识形态视为对客观实现情况的歪曲或包装。

但是，曼海姆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只存在一种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的特殊含义，“正是马克思主义首先融合了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正是这一理论在思想上首先给予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的作用以应有的强调。”[12]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从过去到现在、再从现在到未来的一个完全封闭自洽的解释，许诺了一个远大的乌托邦理想，并为此号召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充当资产阶级的埋葬者，这样一种要实践于现实社会的理论体系必然会导致极权主义。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反极权主义者卡尔·波普尔对其中的逻辑链条阐述得很明确，这种历史观被他称为“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预言并积极促进以达到理想乌托邦为最终目的的发展；与乌托邦主义结盟；它们都是整体主义的；二者都不满足于“渐进修补”和“摸索前进”，而希望采取更激烈的方法；为了完成这种全面的社会改造工程，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必须是全面的。[13]

具有古典共和主义倾向的汉娜·阿伦特对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但她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同样强烈。然而，阿伦特批判共产主义并非基于某种偏见，而与她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密切相关，她认为，“虽然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变成了主要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在原则上并不比其他各种意识形态‘更极权主义’……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了极权主义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运动中才充分发展……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性只有在它们扮演极权统治工具的角色时才暴露出来。”[14]也就是说，在阿伦特看来，意识形态本身是导致极权主义的根源，而不论何种意识形态。

由此看来，无论是基于何种立场或思维方式，传统上的意识形态都是一个贬义色彩极浓厚的概念，不同的政治哲学往往都将其对立方贬斥为虚假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这种状况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在近代以来的理性社会中，政治哲学对人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以及人类社会及其未来的构造具有根本性影响，一切近现代革命也都是由各种理论学说催生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彻底性正是反映了不同阶级或阶层之间对立和斗争的残酷性，或者可以说，意识形态批判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政治哲学领域中的继续。

意识形态指引下的阶级斗争之惨烈性和严酷性，使得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都严阵以待，不遗余力相互攻击，这使得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经远远超出思想观念的碰撞和争辩，而是事关政治、经济和军事，是关于人类未来的两条道路的殊死争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被普遍地认定为一个贬义词也就可以理解了。也正是在这种贬义的意识形态作用下，政治权力竞争空前激烈，甚至突破了一个社会所能忍受的程度。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根本难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存，正如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抱持警惕，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也不存在真正的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朱学勤有一段颇为出名的调侃，“上代批判者多有革命气质，恩格斯还直接参加过巷战，到法兰克福一代，批判再激烈，也只是在书斋里撒豆成兵，关起门来指点江山，自我称雄。……前者是配以工人运动的铁锤，猛击资本结构的头盖骨，而后者只不过是拿起知识分析的绣花针，戳戳资本结构的下腹部。……脂肪太厚，批判苦短，那样的针刺，与其说是批判，又何如说是在文化脂肪上搔痒，甚至干脆说是在文化脂肪上跳舞，与资本结构远距离调情？”[15]

冷战之后，分工合作的现代生产方式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等因素，使社会各阶级阶层以及世界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殊死争夺的冷战式意识形态对立已经几乎不存在，发展经济、增殖财富的工具理性已经开始主导人类的思维路向和认知图式。可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方学者纷纷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其实，早在1960年，西摩·利普赛特就开始表达这种乐观的态度：“近年以来，西方世界的民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代表不同价值观的各团体之间严重的思想矛盾已急剧地趣向衰减。……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那些必须以意识形态或乌托邦作为政治行动动力的知识分子的国内政治生活的终结。……民主阶级斗争将会继续下去，但将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没有红旗的、没有五一游行的斗争。”[16]然而，正如1968年那场轰动世界的“五月风暴”打破了利普赛特的乐观预测，诸如2011年9月发生的“占领华尔街”之类的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也该足以使福山等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噤声。

作为殊死阶级斗争之旗帜和对立方相互贬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目前看来已经随着冷战结束而衰落了，但更弱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却随着全球民主化的推进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趋势而呈星火燎原之势。一方面，民权进步导致生活方式多样化，不同生活方式都形成其各自的意识形态观念或以某些意识形态观念作为支撑，比如流行于西方国家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的环保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并且，这些意识形态现今都已经形成并推动着各种社会运动，促使社会更加多元化的同时，也进民权本身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另一方面，民主已经成为普世价值，民主化正在全球如火如荼地推进，但按照西式民主推进民主化的国家几乎都出现了种种问题，甚至导致了种种灾难。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应该确立哪种民主政治，如何实现民主政治，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问题，不同学者、研究机构以及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见解，也就是说，民主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甚至成为核心问题。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相互批评与反批评的意识形态都存在于“民主”这样一个大范畴下，民权进步离不开民主的扩展和深化，对民主的界定本身就是在谈论民主。可以说，民主正在成为意识形态争论的核心。但与冷战时代相比，这些意识形态争论并不是要作殊死斗争，而是一种理性的交流和争辩。殊死之争的背景已经不存在，我们对意识形态的贬义化理解也就不再必要了。并且，如果继续坚持贬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无疑是在激化社会冲突，并使不同生活方式的和谐共存变得遥不可及。

因此，我们需要修正那种以极端主义破坏性后果和贬义色彩为主要特征的过于狭隘的意识形态概念，摆脱对意识形态界定的“意识形态”偏见。利昂·P·马拉达特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用以辨识意识形态的五个元素或标准：(1)意识形态是一个政治术语；(2)意识形态包含了对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憧憬；(3)意识形态是行动导向的；(4)意识形态是群众取向的；(5)意识形态以简单术语陈述，语气通常是鼓动性的。[17]相较于其他的过于狭隘、过于宽松或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界定来说，马拉达特的界定更显其中立性，更适应以多元共存为特征的现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