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话语权：意识形态之争的新战场（4）

德拉·沃尔佩将这两种不同的民主称为现代民主的“两种化身”或“两个灵魂”，认为，“现代民主的这种双重化身之间以及对自由的两种不同要求之间的对立，用政治的术语来说，最终意味着自由主义或没有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自由与社会主义或伴有社会公正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充分发展了的平等主义自由之间的对立。”[20]依沃尔佩所见，资本主义民主实际上承自洛克传统，追求的只是市民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而非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追求社会平等，这才是承自卢梭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经过这样的阐述，沃尔佩就将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争纳入了可供争论的同一话语体系下，而不像冷战时代东西方在卡尔·曼海姆所提出的那种总体含义的意识形态语境下进行相互诋毁。同时，资社两种民主之争也就直接关涉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无疑是当代民主政治哲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

当然，德拉一沃尔佩也是生活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他的这种论述颇有将问题简化之嫌，“两种化身”或“两个灵魂”可能仍然不足以表述两种民主之争的激烈程度。毕竟，在现实政治视野下，资社两种主义的民主话语权之争不仅涉及激烈的社会政治价值优先性，更涉及各相关国家的政权形态，甚至会影响世界格局。因此，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争，比单纯的意识形态之争、民主话语权争夺更加复杂。

在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外，西方自由民主与其他某些自称民主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类似于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争的关系。这一问题其实也早已存在，正如亨利·梅奥在其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著作中所说的，现在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基督教国家、印度教国家，还有穆斯林以及犹太人，以至于“定义民主已经成为一场意识形态大战”。[21]

以上二者皆为现行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话语权之争，但是，二者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冷战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转向使全球资社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在民主话语权之争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远远超过仍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但是，现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却也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这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成绩。因此，我们要继续坚持自主选择的民主化道路，要敢于同西方争夺民主话语权，而断然不能将民主话语权拱手相让。

与此相比，非社会主义民主的诸多自称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相较于西方大国来说，无论经济实力、国土人口，还是国际影响力，都显得那么渺小，他们不得不忍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指责、干涉、封锁、围困，甚至以武相向，而几无招架之力。这使得它们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争端主要表现为西方自由民主批评、讽刺甚至打击这些自称的民主。所以情势演变的结局往往是，这些国家的既有意识形态及制度体系最终可能会败下阵来，从而接受西式民主，尤其是美式民主的植入。这种情势的发展，与选举式民主在全球的普及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在逻辑上是互成因果的，终使得这个世界的面貌在现代化进程中变得越来越西方化，越来越同一化。但是，选举式民主作为一种极度化约的民主存在诸多缺陷，且其本身源于西方文化传统，这样一来，以选举式民主为导向的民主化往往就会导致民主化国家出现各种问题或隐患。

民主产生于西方，兴盛于西方，但现今民主已经成为一个普世价值，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追求。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色，多元化也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支持，各国人民有选择适合本国发展逻辑的民主化道路的权利，而不是一味地盲从。现今西方盛行的是保障个人自由的以选举界定的民主，它只是践行民主的一种模式，而非民主本质所在。至少，它远非2500年前刚刚产生却为后世所瞩目的那种最初意义上的民主，甚至，它可以被理解为对古雅典民主的反叛。以西式民主为模板推进民主化要么陷于困境，要么不适应，民主如今不应继续被理解为西方的专利，我们应敢于同西式民主抢夺民主话语权，在尊重本国发展逻辑的基础上推进我们的民主化。

注释：

[1]潘基文：《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普通人追求自由取得的胜利》，联合国网，2009年11月9日，。

[2]［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第1-3页、第50页。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4]［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页。

[5]自由之家：《全世界选举制民主国家增至122国》，星岛环球网，2005年12月20日，.

[6]茅于轼：《我所认识的经济学》，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页。

[7]刘军宁：《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49页。

[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0-121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10]［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11][12]［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6-57、75页。

[13]［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14]［美］汉娜·鄂兰：《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647页。

[15]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页。

[16]［美］西摩·利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33-337页。

[17][18]［美］利昂·P·马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9、3页。

[19]［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

[20]［意］加尔维诺·德拉－沃尔佩：《卢梭与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2页。

[21]Henry B. Mayo. An Introduction to Democratic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21-27.

(张国军，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