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历史进程与内外动力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是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历史进程。它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国际体系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加入一系列国际机制。本文将从中国与国际机制的历史互动出发，探讨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行为特点和内外部动力。

一、国际机制是国家力量互动的产物

所谓国际机制，西方学术界的定义是“特定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行为体的预期以之为核心汇聚在一起。”[1]它的初始概念可以追溯大基欧汉定义的国际制度。其内涵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正式的政府间组织或跨国非政府间组织；二是国际机制，它是各国政府为管理国际关系中的特定问题而制定的明确的规则；三是国际惯例(convention)。[2]基欧汉定义的国际制度实际上就是所谓“明示的”国际机制，而国际惯例则是所谓“默示的”国际机制。基欧汉将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将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国际惯例区分开来。国际组织依托于一定的国际机制而存在并服务于该机制，是国际机制运作的产物，或者说国际组织是国际机制安排的结果，是国际机制的载体和表达，就像婚姻制度要通过家庭组织来反映、主权制度要通过主权国家来表达的道理一样。因此，国际机制与国际制度的内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国际机制与国际体系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国际机制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而国际体系则决定着国际机制的性质和功能。国际体系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将国际体系放在宏观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从互动能力、进程和结构三个解释源，结合国家的演变，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前国际体系、古代和古典世界的多重国际体系、全球性国际体系以及后现代国际体系等阶段。布赞揭示的基本观点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国家之间的互动日益增强，推动世界历史的结构和进程不断演进，亦即国际体系的不断演进。巴里·布赞的国际体系概念实际上也涵盖了英国学派所定义的国际社会概念的内涵。[3]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成某种行为，那么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就出现了。”[4]他进一步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5]这里所说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国际体系的更高级阶段。

从以上两个对体系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体系是国家互动的结果，国家之间由于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整体体系。“只要规律性或经常性的行为存在的地方，就一定存在可以解释它的某种原则、规范或规则。”[6]这是所谓的广义上的国际机制的定义，我们虽然不认为所有这些原则、规范或规则都是国际机制，但是国际机制无疑包含于其中。换言之，国际机制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机制是体系的组成部分，体系是整体，机制是许多组成部分中的一些。”[7]基欧汉将国际机制视为“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与该结构内的政治、经济谈判之间的中间因素(intermediate factors)。”他并且认为，国际体系与国际机制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国际体系的结构(国家之间的权力资源分配)对国际机制的性质(与该体系相关的、或多或少不那么严格的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规范、规则和程序)有着深刻的影响。反过来，国际机制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体系内发生的政治谈判和日常决策。”[8]这一见解与克拉斯纳的观点颇为相似。克拉斯纳将国际机制视为干预变量，认为最根本因素仍然是存在于国际结构中的权力和利益，[9]也就是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

概言之，国际机制与国际制度的内涵基本相似，而国际机制或国际制度又是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

二、中国与国际机制的历史互动

根据上述概念演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相当于中国与国际机制的互动过程。而真实历史过程远比理论推演复杂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