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历史进程与内外动力（2）

对于中国来说，国际机制或国际制度似乎有着深重的原罪。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伴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条约给中国人留下的是屈辱的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善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主持正义，但是国际联盟的调查报告却偏袒日本，裁定日本并没有侵略中国。随后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继续扩大对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为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而中国赢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但是，由于在台湾地区居于一隅的“中华民国”政权长期占据这个席位，在中国大陆代表国家主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获得其应有的合法资格。中国与联合国体系长期隔离，使国际机制与中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新中国建立后，奉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政策，⑩和旧中国外交一刀两断，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对以前签订的对外条约进行审查处理，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一边倒”意味着中国拒绝加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和各种国际机制。朝鲜战争后，中美两国陷入到对抗的关系中，从此中国被隔离于西方主导的各种国际制度之外。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几乎被排斥于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对既有的国际制度，中国基本上奉行了不参与的政策。中国不仅不参与西方的各种国际制度，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各种多边制度，中国基本也采取了一种超然的态度，中国是华沙条约组织的观察员，但对于华沙条约组织中国并没有过度涉入。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在一段时期内奉行了既反苏、又反美的反帝反修战略，这样中国就与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国际政府组织划清了界限。[11]

在80年代之前，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国际组织同样奉行了不参与政策。虽然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努力与第三世界保持团结，将支持第三世界的正义斗争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是从组织行为上来看，中国既没有参加77国集团，也没有参加不结盟运动。在国际货币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内部，中国也拒绝参加24国集团，这个集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在1971年成立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部长在这两个组织内协调关于金融事务立场的机制。中国对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也鲜有介入。中国还是唯一的不接受双边或多边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始终珍视历经磨难而最终获得的独立和主权，既不依赖于美苏两个集团，也不受第三世界各种国际组织的拘束。

中国早期的国际机制行为呈现理想主义色彩，实际行动上却对参与国际机制持冷淡态度。[12]中国往往支持各种符合人类利益的国际规范，但是很少采取实际行动参与这些国际机制。台湾问题也是影响中国加入国际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凡是在所谓“中国民国”拥有席位的国际组织中，中国都拒绝加入。

综上所述，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游离于国际体系外的国家，我们探讨当今中国的国际机制行为，就会发现中国国际机制行为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如何逐步地融入到多边国际机制中以及中国是否遵守已经加入的国际机制的规则。下面我们将就中国的国际机制行为作一分析，[13]并解释这种国际机制行为的内部和外部动力。

三、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行为特点

从20世纪70年代初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家身份从“革命性国家”向“现状性国家”转化。[14]随着从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转变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中国签订大量国际条约和加入众多国际组织。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参与国际规则的创制。

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行为或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其一从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数量来衡量，包括中国融入的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的数量，融入机制数量占该问题领域国际机制总数量的百分比是多少等等。其二从中国融入的质量来衡量，就是中国融入国际机制后如何遵守机制的规则和规范。这体现出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实质性进程。

从数量上来衡量，从1966年到2000年，中国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从1个增加到了50个，中国加入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也从58个迅速增加到1275个。[15]参加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水平已经达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8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0％。[16]在军控领域，中国在1970年只参加了不到该领域20％的、适合中国参加的军控机制，这一比例到1996年已经达到85％到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