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科斯：什么是中国经验（2）

二

和俄罗斯及其他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不同，中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从未放弃过社会主义。在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中，社会主义需要公有制为基础以确保共同富裕。经过20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才允许国有企业私有化。尽管如此，他们并未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制。一些关键行业(包括银行、能源、通信和教育)保持了国家垄断。因此，很多人将中国经济定性为“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但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继续存在并不证明“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是中国改革的功臣。中国经济的崛起靠的是“边缘革命”和区域竞争。国家垄断并非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恰恰相反，在未完成的改革议程中，国家垄断行业高居首位。与中国领导人的良好愿望相反，国有企业并不是共同富裕的手段，反而加剧了不平等，滋生政治腐败。

中国对公有制的顽强信念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孔子提出的“天下为公”，一言九鼎，乃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在近代，拜康有为和孙中山之赐，“天下为公”的思想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他们二人都把“天下为公”奉为公有制的先声。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国人公有制情结进一步固化，也愈发复杂。在毛泽东和大多数他那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私有财产是中国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的根源，而视公有制为灵丹妙药。在近30年的社会主义实验和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恍然大悟。在改革中，设备简陋，饱受歧视但顽强拼搏的民营企业把养尊处优的国有企业抛到脑后。即使国有企业日进千金，它们也往往并不为公众利益服务。“天下为公”其实有另一种解读。就从字面上看，它告诫公共事务管理人员要公正不阿，不偏不倚。这正体现了亚当？斯密所谓的“公正的旁观者”的精神。这种解读和孔子另一则微言大义，“政者正也”，不谋而合。

贫富不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在结构层面上，经济增长从来都是非均匀的。即使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中，也始终存在着停滞和萎缩的行业。即使在一个快速增长经济中的领头行业，也有为生存而挣扎甚至歇业的企业。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和熊彼特称为的“创造性破坏”有关；创新产品取代原有产品，迫使旧产品的生产厂家改行。其实，所有企业在决定生产什么的时候都是一种赌博，有赢必有输。企业、行业间相互竞争合作，时而齐头并进，时而交错上下，更不用说中国区域间的巨大差异。另外，就个人层面而言，技能、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的人际差异不可忽视。社会主义理想中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幻觉；甚至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也充斥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特权。幸运的是，重要的不是贫富不均本身，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贫富不均。如果贫富不均是公平竞争的结果，人们会广泛接受；在众人眼里，成功者是他们的英雄和榜样。只有当贫富不均是贪污腐败的结果时，它才会煽动嫉富、仇富和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和敌意。孔子的教导“不患寡而患不均”经常被引述。但是，很少有人谈及孔子这句名言的下一句“不患贫而患不安”。在当今中国，贫富不均之所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在于贫富不均自身，而是它背后的制度原因，市场扭曲和缺乏公正。

自由市场无法消除静态的不平等，但它给每个人机会，去努力尝试，拼拼自己的运气。于是，整个社会尽可能接近动态的平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能明天会发现自己的产品已经过时，被消费者淘汰；一个身无分文的民工如果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也许他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工厂。从长久来说，一个没有歧视，消除特权的自由开放市场是让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最有效也是惟一有效的途经。

可以理解，一个负责任、关心大众福祉的政府会积极制定政策，以求减轻贫富不均的不良影响。在许多国家，教育政策是减少贫富不均的有力武器。然而，在中国，教育实际上加剧了代际间的不平等。好的教育留给了经济条件较好的人群，农村儿童受教育的条件每况愈下，师资雄厚的中学、大学都集中在大城市。所谓的“三公消费”(政府在商务宴请、旅游和车辆上的支出)竟然和国家的教育预算不相上下。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远高于国家对贫穷人口的资助。一个积极干预经济的政府带来的贫富不均远比自由市场产生的不平等更糟糕。

中国的经济转型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刚登上历史大舞台。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今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经济一定以我们今天无法预测的方式继续发展和演变。那些批评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不可持续的人瞄错了靶子。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个开放社会不断实验和自我完善的起跑线。新知识的增长在这个进化过程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长远挑战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