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策略与政党的力量（3）

实现主义强调新加坡社会主义必须是脚踏实地、能够实现的主义。实际主义体现了人民行动党的代表观，人民行动党代表一切需要照顾的广大群众、劳动人民，为最广大的人民谋现实利益，这显然是一种浅层代表。

民族主义和多元种族指向的是塑造新的国家、民族认同，前者设定了国家建设的总体目标：建立一个自由、非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加坡，后者旨在消除种族意识、种族观念，提倡国家意识及观念，让人民把自己当作新加坡人。

社会主义是英国工党式的渐进社会主义，主张以民主而非暴力方法消除贫富不均，让人民享受相当的生活、知识和娱乐水准，实现人人机会均等的社会。

政治民主实质上说的是政治自由：彻底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靠民主争取。民主是指一个政府应由人民选出来，代表人民及为人民服务。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应为人民争取下述政治自由：保障私人生活，不受政府无理干涉；政治、思想自由；言论、教育、结社和宗教自由；人民通过自由秘密选举人民代表；由大多数人选出的政府执政，但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出生地、性别、言语、宗教、肤色；尊重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自由；以及司法独立。

社会民主将满足人类基本需求视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及目标，追求实现“尽己所能、得己所值”而非“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照顾人民的经济及社会福利：工作权，医疗及生育福利权，娱乐权，老年、失业或残废者享受生活保障的权利，儿童及青年各凭天资才能受教育的权利，以及享受充足住房的权利。

个性解放说的是消除男女、种族、城乡间的一切法律、经济及政治歧视，将人类从政治及经济无保障的囹圄中解放出来，使人自由发展个性。

可以看出，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理念是混合式的，英国工党理念与共产党理念相融合，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社会主义相结合，政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民主并重。反教条的新加坡社会主义，尽管不追求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乌托邦，但其政治理念仍然相当美好，政治志向不可谓不远大。因此，人们也许首先会问，在百废待兴的去殖民时代，如何将这些美好的政治理念转化成有效、有力的政治行动？人民行动党能够完成这一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吗？退一步讲，人民行动党真的从一开始就知道人民想要什么样的行动吗？人民行动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人民想要的行动吗？

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

先来看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1957年12月21日，人民行动党在只有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两项职能的市议会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市议会共有32个议席，人民行动党派候选人争夺其中14席并最终赢得13席，成为市议会最大党，获得了执政权。在13个代表中，得票数排在第二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王永元（Ong Eng Guan）成为市长。市长任期结束后，王永元曾做过首任国家发展部长，后来与人民行动党分道扬镳，另组新党参政。但是，正是在1957年12月21日至1959年5月30日之间的16个月里，王永元担任市长期间的所作所为，让整个人民行动党弄清了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

在新加坡普通大众眼中，王永元是个超凡魅力型的政治家，他满怀革命激情，秉持平民主义。他的街头演说，言语形象生动，声情并茂，似乎有一种让普罗大众心悦诚服的天赋。他的反殖民主义演说贴近人们的日常感受，比如他会对比英国巴士督察的高薪与本地司机微薄的收入，启发人们思考这种差异有多么不合理。他意志坚决，事必躬亲，不容虚言，努力做个干预主义、改革主义的市长。他放下市长架子，放弃市长特权，不住政府官邸而住在自己家中，不坐政府配车，徒步在市内处理公务。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参加高级酒会，他让下层民众称呼自己王先生、市长或者王老弟，并敦促下属放弃压制人民思想的殖民地风俗。他把市政厅改造成为人民的论坛，向普罗大众敞开大门，允许他们自由旁听，并提供逐字母语翻译让人们第一次听懂了议会辩论内容。他下令所有政府告示均用本地语言而非英语书写。他还粉碎了欧洲律师事务所对全市法律业务的垄断，废除了允许殖民官员拿着丰厚薪酬逐步退休的所谓马来亚化方案。

在担任市长的前六个月中，他推动建设完成了大量公共设施：包括300多个供水站、600个街灯、200个候车亭、7个诊所、3个托儿所和20个运动场。他把居民用电价格降低了40%，同时大幅提高旅馆和剧院等用电大户的电费。他降低了街头小贩、人力车夫和出租车司机的许可证照费。他还开展了“三反运动”：反吐痰、反乱扔垃圾、防治虫害，有人因此将新加坡称为共产党式的“运动国家”。

他开创了人民行动党的每周接访制度。他每个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民众对腐败、粗暴行为和效率低下的投诉。所有人民行动党议员也纷纷仿效。他设立了公共投诉局，直接接受民众揭发贪污、渎职、不作为，几周内就调查了400多个涉贪案件，并将其中20余件移送了司法程序，有效遏制了腐败。类似的市政治理制度创新还有很多，普罗大众为之欢欣鼓舞，尊称他为“人民的市长”。

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人民行动党这位“人民的市长”的执政风格，在官员群体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些人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尊重颇具绅士风度的英国殖民地官员，有些人因为不同意他的欧洲人骑在亚洲人头上的看法而被指着鼻子赶出会议室。他把平头百姓奉若上宾，并解雇那些不这么做的人，很多人无法接受。有人据说因为雇了一个年轻的中国打字员专门替自己打字而被解雇，有人据说因为对市长粗鲁无礼而被每月罚款200元长达一年。有人因为把狗带进市政厅而被训诫。他不允许公务员上班时间喝茶看报。他在办公室来回巡视，一旦发现有官员赌博就马上解雇，一旦发现有官员对公众态度粗鲁，就责令其做出令人满意的详细解释，否则就予以严厉惩罚。有人抱怨这是共产党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担忧新加坡将会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人民则把市议会看成人民的议会，把人民行动党视为人民的党、穷人的党，并把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

在短短的16个月中，越来越多的新加坡普通民众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人民行动党在市议会这个权力有限的机构都能为人民作这么大的贡献，如果由它组成全国性政府，岂不是可以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正是这位“人民的市长”的“共产党执政风格”，让人民看到了希望，让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中大获全胜，并促使整个人民行动党真正认清了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行动，也学会了如何把自己建设新加坡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转化成有效、有力的行动。

因此，尽管获胜后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组建的第一届新加坡政府也受到了王永元政府曾经遭受的质疑：这是不是个共产党式的政府？会不会导致官不聊生？但以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民行动党却并未迟疑犹豫彷徨无计，反而果断坚决地向共产党这个“敌人”学习，延续了王永元开创的非共的共产党执政道路，将治理腐败、议员接访、团结工会和建设公共住房作为首要国务，真正“为人民而行动”。人民行动党开始变得非常敏锐，并善于将美好的政治理念落实为有效的行动，只要意识到问题的确厉害攸关，就马上采取切实行动。

首先，英国重返马来亚之后的1945~1959年，正是新加坡历史上殖民地官员最腐败的时期，人民饱受其害，怨声最大。因此，人民行动党把保持廉洁、不腐败列为自己排在第一位的核心政治理念，从四个方面入手治理腐败。一是以去殖带动治理，用11年时间（1958~1969年）以赎买方式换取绝大部分殖民官员离开职位，只留任了其中的0.3%，绝大多数职位、所有重要位置都实现了公务员的本地化。二是1961年设立中央投诉局，接受受到殖民者不公正对待的本地官员和民众投诉。三是坚持对腐败零容忍、人民自由举报、贪污调查局严厉肃贪。四是立法严格限制选举竞争中的竞选捐款，排除金权政治，遏制了现代政治中常见的选举腐败。

其次，人民行动党沿用了由王永元开创的议员每周定期定时定点接访，因为这最不易受到官僚层的阻碍，可以与人民保持直接联系。

再次，与工会结盟是人民行动党从英国工党和中国共产党学来的重要政治经验。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绝大多数基层工会整合为“新加坡职工总会”，其经费主要由政府拨付，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职工总会”在领导层人事上建立了互派干部交叉任职的“共生关系”，并建立了劳资政三方协商合作机制，共荣辱，同进退。

最后，同样重要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人民行动党开创并沿用至今的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和居者有其屋政策。从正式执政的第二年即1960年起，设立建屋发展局，为其提供充足的财政、法律和政治支持，连续制定并执行了几个“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大兴土木，为人民大众建造公共住房。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就建设了5.5万套公租房，超过殖民地时期110年间建屋量的两倍还多，解决了25万人的住房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新建了6.7万套住房，解决了30万人的住房需求，基本消灭了原来环绕新加坡市区的贫民窟。第三个五年计划（1970~1975年）新建了10万套住房，此时5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公屋里。1964年，新加坡政府开始执行居者有其屋的住房自有政策，让低收入家庭用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分期付款，购买公租房。1968年，新加坡政府允许新加坡人用中央公积金购买政府公屋，进一步提高了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迄今为止，新加坡已建造了90万套公共住房，93%的新加坡人生活其中，住房自有率已升至87.5%，人均居住面积从1959年的6平米升至2010年的30平米，新加坡人的居住状况得到实质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