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西方的过时与中国时代的到来（5）

东欧，冰岛与智利

墙倒塌之后东欧开始了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之旅。但是结果却截然不同，虽然他们采用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模式，但是并没给本国人民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生活条件。相反，这些措施使各国变成西方经济的附庸。我们不妨关注以下实例：2009年，南斯拉夫各国陷入了信用危机，面临破产；匈牙利国内对共产主义的怀念持续增长；西方各国对东欧移民的敌视和种族主义倾向不断升温。

与东欧一起行动的还有冰岛，面对1989年巨大的政治变化，冰岛坚定地选择了新自由主义道路，奉其为圭臬，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对冲基金。冷战结束之后，冰岛成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室。在随后的20年中，报纸和杂志上长篇累牍地宣扬冰岛所谓的经济奇迹，他们将冰岛的银行同华尔街的商业巨头相提并论。就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5年，联合国将冰岛列为全球人均收入第二高的国家。冰岛举国为之欢欣鼓舞，当时冰岛把自己的新自由主义实验视为全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模板。这就是经济危机发生之前政客和媒体每天吹嘘的奇迹。

如果今天你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你看到的将是另一番景象。到处都挂着出售的牌子，有工作的人屈指可数。冰岛的人均负债额是如此之高，冰岛人对这个数字几乎都麻木了。整个国家都破产了，一夜之间跌落到贫困的谷底，时尚店里空无一人。在经济状况良好时每夜宾客盈门、莺歌燕舞的酒吧现在也是门可罗雀，现在报纸和政客口中都是对冰岛的同情之声。冰岛人只能向世界银行贷款购买捕鱼业所必需的石油及储存牛奶的容器，然后用所存的牛奶制成北欧人最喜欢的黄油进行出口。冰岛的经济再次变成了以农业和渔业为主，而这些产业正是新自由主义所不屑的。

与中国道路相反的还有智利，1956年，智利的天主教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根据此协议，智利在随后的20年中每年都向该校派遣学生进行交流，接受芝加哥大学老师的指导。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有20名智利学生到芝加哥大学开展交流。当时，此举具有革命性影响，因为他们的导师正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　　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的采访时，弗里德曼曾对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思想进行了精彩的总结：“芝加哥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政府在市场中守夜人的作用，强调自由市场在经济中的统治作用。”　　在这些学生学成之后，他们表现出极强烈的热忱，试图将他们所学习的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他们每周二都举行集会，对其计划进行商讨。他们的最终目的在于对智利的经济进行改革，很快他们被称为“芝加哥男孩”。　　这些“芝加哥男孩”所推崇的政策与智利当时“左派”的总统阿连德大相径庭，他们对总统所推行的对市场的干预与计划嗤之以鼻，他们反对价格管控，认为那是老掉牙之举。但是当时的智利政府认为价格管控是防止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必要措施。因此，在政府的支持者与这些经济学家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直至1973年9月11日政变发生。　　

皮诺切特上台之后，一群与其关系密切的商人将这些经济学家推上了政治舞台。最初，军政府对此持反对态度。曾于1974~1982年任智利财政部部长的塞尔吉奥·卡斯特罗表示：“最初军政府的领导人倾向于计划经济，即经济必须遵守特定的规则。”但是当时金融业商会会长哈维尔·比亚尔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同军政府进行协商，并在“芝加哥男孩”的帮助下邀请弗里德曼来智利进行了一系列演讲。第一站就选择了位于圣地亚哥的智利天主教大学。

弗里德曼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通货膨胀。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通货膨胀蔓延至全球各地。此外，弗里德曼还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和建议，试图将智利变成第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当时，皮诺切特私人接见了他，弗里德曼因此也获得了一个当面向其介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良机。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就像狗尾巴。如果你一段一段地切下来，狗就会血流不止，最终死亡。但是如果你一下就把尾巴切下来，狗反而能活。必须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通货膨胀。”皮诺切特最终被弗里德曼说服，接受了他的观点。　　

数月之后，从芝加哥大学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家掌握了国家经济的命脉，开始制定政策，解决国家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将弗里德曼的理论付诸实践：500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进口关税被取消，政府预算被大幅削减，市场被给予了无限的自由。正如弗里德曼希望的那样，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成为第一个以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国家。　　

当军政府扫清了一切障碍之后，智利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但是，新自由主义本身存在致命的缺陷，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不久之后注定会显现出来。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智利人民，生活成本大幅攀升，失业率高达30%，贫富差距巨大，至今仍难以弥合。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芝加哥男孩”试验的成功并非是政策灵验，而是建立对国际经济发展的准确预判，搭上了几年之后国际市场发展的顺风车。　　在苏联解体之后，已经大伤元气的西方左翼势力和政党，因为中国再一次受到了打击。它们索性断绝了同共产主义的一切联系， 在西方媒体的种种报道中，中国人成为共产主义极权的牺牲者，在媒体的作用下，西方人对“东方兄弟”感到了无比同情，对一党专政的共产主义政权无比厌恶。而此种判断仅仅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极少的事实而得出的，这一观点成为过去20多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至少是西方的政客和媒体试图维持的看法。　

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采取很多大规模的改革措施，更加尊重个人权利。尽管中国相关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但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银行，乃至广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没人否认中国正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现在，姑且不说北京和上海，中国内地现代化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中国已今非昔比。所谓的经济危机只是2008年年末在中国持续了3个月，很快就被经济的快速发展冲得烟消云散。

在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人们对此十分认同。中国的汽车产业即使加班加点地生产也无法满足需求。而中国的共识也是明确的，在世界舞台上人们又重新看到了中央之国的身影，而这不是共产党一党的独角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