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西方的过时与中国时代的到来

1421年，一支由800艘船只组成的中国船队开始了远航，也就是著名的郑和下西洋。这是一个极不平常的事件。从历史上看，中国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孤立主义者，对外部的世界并不是十分好奇。表面上看，这支船队主要的任务是收集财富并绘制一张详细的世界地图，但是其真正的目的却是向其他国家宣扬中国的伟大，对他们施以教化，使其能够按照儒家文明行事。这一目的与当代的全球化有很大的相似性，不同之处只在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是西方文明。

当船队返航之后，船上的人发现明朝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明成祖被推翻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一片混乱。皇子们为了争夺皇位打得不可开交。没有人对他们的经历感兴趣，也没有人愿意浪费时间对他们的发现进行研究。船队不得不停在港口，船队的航海经历与所绘制的地图都付之一炬。这段极富历史价值的航行什么东西都没有保留下来，都被湮没在皇位的争夺之中，灰飞烟灭。待数年之后一切都尘埃落定之时，中国又重新恢复到闭关锁国之中。一百年后，西方的航行却改变了历史，西方也随之崛起，西方世界一直会认为所以国家都会按照西方的模式走向现代化，而中国却走了不同的路。。

中国走到了正确的道路上

在西方国家一片萧条的时候，在世界的东方和赤道的南方却一片繁荣的景象。人们生活富足，乐观向上。尤其是中国，它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指数也是最高的。

当今世界是高速发展的世界，其速度使那些沉浸于过去荣耀中的西方遗老遗少显得无所适从。过去10年中，西方一直沉迷于当下，再一次感到身上所穿的只是皇帝的新衣。西方的宣传机器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本质和西方模式所遭遇的困境同样绝口不提。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如果不想被时代的车轮碾碎，就必须客观地观察世界。

在亚洲，一场全新的变革正在进行，数十亿亚洲人已经达到我们引以为傲的种种标准，不仅如此，他们很快将成为推动西方民众日常生活改变的经济和金融变革的动力所在。

当西方民主国家身陷全球化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的旋涡苦苦挣扎之时，中国不仅成功地避开了危机，而且利用全球性经济需求萎靡之际开展革命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这场变革是全面的，包括为产业工人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及推动构建一个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与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了起来，这种结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成功的经济模式——中国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从捍卫人权到发展可再生能源，从对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的遵守到大力发展参与民主，中国似乎正在致力于塑造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尽管就目前而言，西方式民主并不在中国的发展目标之中，但是中国已经致力于经济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能否称之为资本导向的共产主义或资本共产主义，或者一个将成为21世纪主导模式的政治、经济混合模式？

数以千计的西方年轻人选择在上海定居，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在此感受到全新的世界和发展的潮流。而对于那些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的西方人而言，他们自认为已经把握了未来世界发展的真谛，并深知他们也正在参与创造的过程。在他们眼中，中国是社会经济变革和政治思想孕育的温床。

西方世界的大城市却仍深陷于后现代主义的泥潭中，颓废之气在各类机构中蔓延，行政机关暮气沉沉，人浮于事。对于每天奔波于更加拥挤、效率更低的交通系统中的上班族而言，西方已经过时了；对于注定要提心吊胆工作甚至失业的年轻人而言，西方已经过时了。西方已经过时了，西方未来的财富可能仅剩下欧洲大陆历史和文明的遗存，欧洲将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

西方的经济也已经过时了，甚至西方的民主也显现僵化的迹象。西方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工资是如此微薄，难以负担基本的生活费用，他们成为“啃老族”。他们的父母是在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黄金一代，不得不继续负担儿女的生活成本。

所谓民主政治的精英已经不再是民意的代表，早已变成了醉心于手中权力的特权阶级。过去，人们为了自由进行过无数的斗争，许多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现在自由已经变得苍白无力。

1989年，柏林墙倒塌于那一年，这一事件对全球化的进程和未来的世界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在西方忽然崩溃，新自由主义以胜利者的姿态成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模版。全世界都沉浸在新自由主义的狂欢中，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全球化意味着西方经济霸权的终结。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这一事件引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与调整重画地缘政治的版图，使其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时，我们再次回顾冷战结束这一事实，不难发现西方所谓的“胜利”是得不偿失的。

中国取代了苏联成为众矢之的：中国是一个不尊重人权的集权国家，是一个捏造经济数据、邪恶地剥削工人的伪君子，更是一个不愿意服从全球化世界中的第一超级大国美国领导的“捣蛋鬼”。而这一切都很自然地被归因于民主的缺失，缺乏民主的国家毫无福利或进步可言。然而这一因果链条却存在很多错误--如果不是出于其他目的的杜撰。

当民众在柏林墙边呼唤“民主”之时，他们并不是希望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权。实际上，民众所要求的是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能够接近西方的标准。在动乱的1989年，生活在铁幕下的东欧和苏联人对西方的民主一知半解，仅仅源于西方世界宣扬和共产主义批判的共同作用。不幸的是，他们将经济条件的改善与政治模式的变革混为一谈。就当时而言，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改善生活这一观点十分普遍。

“民众梦想的并不是选举，而是经济自由。” “对于共产主义者而言，私有财产远比选举权重要！”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人们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经济理论，而不是政权组织形式。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坚持的所谓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经济基础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西方民主框架，这一切与柏林墙的倒塌毫无联系。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苏联解体是西方民主的胜利”这一论断不过是其宣传机器刻意捏造的谎言。

中国取得的成功却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如西方所言一无是处。与苏联不同，中国成功地创立了一种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这一制度与其他体系相比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方面无疑更为成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