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西方的过时与中国时代的到来（3）

中国开启邓小平时代

在西方，柏林墙倒塌之后，马克思、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连同苏联一道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马克思的著作更是被堆在图书馆的角落，无人问津。经典自由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动逐渐销声匿迹，经济的现代性也不断削弱。这也就解释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变得模式化和单一化的原因。

在东方却是另一番景象。1989年之后，只有中国在研究其他经济理论的同时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民主并不是一个新鲜词，也不是一个像选举一样的舶来品。毛泽东在他的演讲中曾经数千次提到 “民主”这个词，以解释政府必须维护人民的利益，“资本导向的共产主义”或者“资本共产主义”这样的词汇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派胡言，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一种自然状态。这样的表述是一种被马克思所庇佑的令人愉悦组合。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认真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将其视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分析，并非是一种否定。马克思从未说过要消灭生产体系、另寻一种而代之，也从未鼓励人们烧毁工厂重返农业经济时代，更未谈及贸易保护主义或消除全球贸易。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本主义的统治正是生产体系发展到最高点、消除阶级的结果，而这也正是中国发展的方向。

中国的这一举措最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以实用主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模式。同精神分析法一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运用了一切有效的手段（从私营企业到资本控制）。与西方相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加灵活，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中国模式能够灵活调整经济体制模式，使其与当今世界经济急剧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如全球化进程）相适应。而这一灵活性也有助于中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并帮助中国重新界定现代性的内涵。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极大的诚意与勇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与国际经济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没人知道这两者在未来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在毛泽东逝世几年之后，邓小平果断地结束了阶级斗争的做法，建立了一种新的范式，将共产党的合法性和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联系起来。这也正是西方民主政权的做法。这种范式的提出实际上是在政党和人民之间签订了一个新的社会契约。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论在中国居然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一变化，西方世界竟然毫无察觉，原因何在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西方人仍然沉浸在冷战时期编造的谎言中。在西方人的印象里，马克思主义就等同于苏联模式，也就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实际上，马克思的著作中绝大部分都是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弊端的分析，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为未来共产主义的设想。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的设想包括两个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社会的消失。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观点只是一种设想、一个轮廓，并没有具体的阐述。

马克思首先且主要是一个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穷其一生的时间都在观察他所生活的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只有少部分的时间花在政治理论的探究上，而其政治思想实际上也是其经济分析的结晶。实际上，马克思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行动与柏拉图相争，马克思对世界未来的设想只是一个粗浅的轮廓，并不存在政客们所期待的那种具体的论述。

与马克思相比，列宁和斯大林截然不同，他们只是政治家。他们观察周围的世界，并试图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解对俄国进行改造。这样，他们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来描绘俄国的蓝图。列宁并不是一个哲学家，斯大林更不是，这是世人公认的。所以就不难理解，对他们来说，对世界发展的大事进行思考是多么困难，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缺乏世界性的视角。　　实际上，毛泽东也并不理解苏联模式。尽管中国和苏联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是农业大国，但是两国人民截然不同。因此，中国的领导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选取了自己所需要的部分，也就是革命的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并随后在中国将其变成了现实。当我们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共产主义的政权也是一种专政，正如资本主义政权一样。但是不同的是，中国的专政是大多数人的专政，而非少数精英的专政。当中国向资本主义学习的时候，资本主义的政治--精英专政却不在其学习范畴之内。　　

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造就像跨国公司一样。“中央人民政府扮演了董事会的角色，而地方政府就是具体负责运营的管理层。”刘开明对此进行了解释。地方政府就像区域经理一样对本地区进行管理和经营，并向董事会上缴一部分利润。

作为在毛泽东之后中国命运的掌舵人，邓小平是一位思维敏锐、求真务实的政治家。邓小平感觉到外国资本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维持下去的唯一希望。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必须充分利用本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邓小平坚信，西方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尽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经济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系。”1987~1989年，时任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曾经这样描述“改革开放”政策的目的。就字面而言，“改革开放”政策看起来似乎有点儿不合情理：要为国外的资本家在中国剥削中国工人创造条件，而目的却是挽救社会主义体系。但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且很有效果。　　

20世纪90年代初，一名工人曾经向学者潘毅描述自己的工作情况。潘毅是香港理工大学的副教授，曾经以工人的身份卧底工厂，从而获得了极宝贵的材料，最终著成了《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一书。　　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你知不知道？我们就像狗一样，一直干活。工头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在哪干或者干什么根本无所谓……有谁会在乎我们？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只是商品。　　

当时，整个珠江三角洲都笼罩在烟雾之中，工厂夜以继日地不停排放着各种有毒的工业废气。数千万的农民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一样，被外资企业吞噬，成为产业工人。他们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甚至令人无法忍受，平均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

在工厂里，老板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容置疑。工人们必须绝对服从，无论是工作时还是休息时。在20世纪90年代，工人们要去厕所必须写书面申请，并且不能超过10分钟。在工作时间不准聊天，一旦被抓到要罚款5元。对于当时每月只赚300元的工人来说，这个数额可不小。可以说，工人们每天都生活在羞辱中，这也是工厂的规矩。

除了工资微薄之外，这些工人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工作环境极为恶劣，每天不得不吸入大量有毒气体，包括苯、甲苯和二甲苯等。在西方，工厂若使用这些化工原料必须配备专门的净化和过滤装置，以减少对工人的伤害。在中国的确也存在相关规定，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些规定就是一纸空文。实际上，那些资本家只需要将利润的1%拿出来就够安装所需的过滤系统，可以减少近2 500吨的一氧化碳排放。这些一氧化碳对工人和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然而，没有人愿意投入那笔钱，即使排放的气体对人的健康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要知道，这些有毒气体的排放将会对人的造血功能和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永久性损伤。

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遍地都是，找人替代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难事。1个工人因为身体伤害不得不离开，至少有10个人排队等着进来。因此，虽然中国的媒体对此进行长篇累牍的报道，工会等组织也十分关注，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莆田地区只有4家工厂安装了净化装置。

100多年前，中国曾经遭受了西方列强的欺辱，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100多年后，中国再一次遭受到了西方的入侵，只不过这一次并不是坚船利炮，而是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1994年，中国政府曾通过法律要求企业或用工方必须与工人签订（个人和集体）劳动合同，但是大多数外资企业对此置若罔闻。2010年，富士康发生的14名工人自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富士康是一家台湾的电子企业，为戴尔、苹果、思科和英特尔等国际知名品牌代工。在这14名工人中，最小的只有17岁，最大的也不过28岁。他们的生命刚刚开始，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这么轻易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呢？根据相关人士的说法，工厂的生产条件和严苛的管理是一个主要原因。整个富士康工厂看起来就像一个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