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西方的过时与中国时代的到来（4）

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在中国的建筑业中约有40%的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虽然工人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但是安全状况仍然令人担忧。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全球资本的乐土。其最吸引外国资本家之处还在于，在中国，西方工人通过两个多世纪斗争所赢得的权利可以被忽略不计，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一直保持极为低廉的水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人口实现了自由流动，因此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使劳动力的价格一直很低廉。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史蒂芬·罗奇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全球劳动力套利”，即公司根据劳动力成本的价格选择厂址。

实际上，中国“屈辱的百年”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中国人口的迁移。很多居住在珠三角的中国人被迫离开了战火燃烧的家乡，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西海岸。这些中国劳工承担了当时连接美国东西海岸的庞大铁路工程的大部分工作。中国劳工正是美国铁路建设的主力，而这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不为人知。当时对中国劳工的剥削是难以想象的，而劳工死亡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最艰苦的落基山段铁路的修建过程中，据说每修建一公里就有近千名中国劳工丧生。在每个枕木下都安息着一个中国劳工。幸存者则默默无闻地记下了死难者的名字，以免他们被人们遗忘。这些中国劳工仍然遵循着古老的习俗，认为客死千里之外的他乡是非常悲惨的，因为他们可能因此被故乡遗忘。

狄更斯并不是记者，也不是分析家，他是作家，一个敢于声称其作品在整个19世纪只处于末流的作家。在世界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狄更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写出了极富吸引力的小说。实际上，狄更斯只是给了读者们想要读的故事。狄更斯的写作有自己的范式：在他的笔下，妇女和儿童永远遭受着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剥削。狄更斯所写的其实都属于道德故事，从头至尾都隐藏着笼罩着那个时代的一种对工业化的恐惧。但是，狄更斯的小说并没有反映事物的全貌。在其名著《艰难时世》中，狄更斯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是他并没有从一个曾经是农民的产业工人的视角审视这个变化的世界，而是专注于对资本主义的剥削者品头论足。

无论如何，工业革命在英国引发的劳动分工和技术革新极大地改善了劳动者的生存条件。这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赫特在其1925年发表的论文《19世纪早期的工厂体系》中写道：与工厂的工人相比，农民实际上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在农村照顾孩子远比工厂里面的劳作辛苦！赫特在其文中引用的T·S·阿什顿（T.S. Ashton）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英国穷人在1831年的每餐价格水平与1791年是持平的。但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出现，工人们可以赚取工资，因此他们可以吃得更饱。对于中国的工业化来说也是如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农民可能饿死，但是自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后，他们的食物多了。　　

实际上，与几个世纪之前的农奴和奴隶相比，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描写的工人要幸运得多。即使是在西方艰难谋生的中国非法劳工，其生活状况与其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奴役的祖父和曾祖父相比也好了很多。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有一句名言：“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

“对于西方人来说，民主就像自助餐，你可以选择厨师，但是你不能选择菜品。对于中国人来说恰恰相反，做菜的总是同一个厨师，但是菜品不断丰富翻新。”中国著名的政策专家方宁（音译）这样解释东西方民主的区别。按照这一理论，中国最著名的厨师就是邓小平。邓小平不仅是一个厨师，还是一个天赋禀异的美食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道家常菜做成了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

如果说今天的上海已经有了纽约的特色，成为一个生机勃勃、富有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那么这一切必须归功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当代中国以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在亲历历史、创造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哪怕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邓小平的梦想或者是其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在逐步实现。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呢？西方的媒体和政客仍然在把中国抹黑为一个受独裁统治压迫的民族，不断强调中国的社会不平等（这一点其实根本不存在），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装作一无所知。然而，中国正在享受、庆祝着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葛艺豪自1987年以来就一直生活在中国，他对中国有自己的看法：　　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在过去30年中成功地应对了各种挑战。他们在对国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经济进行改革的同时，没有造成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大动荡，　　

增量民主是一种渐进的民主，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与邓小平的民主观点基本上一脉相承。增量民主强调民主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革命。在过去，为了建立民主制度，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基层民主，中国共产党曾经做出了很多尝试。其真正的阻碍在于中国共产党传统的程序与民主观点存在的对立。

中国的经验　增量民主的支持者反对任何形式的休克疗法。所谓的休克疗法是冷战结束之后苏东国家采取的一种改革方式，即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由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他们希望民主能够像一股清泉一样，流淌到中国各地，润物细无声。增量民主通常在某地进行单独的实验，如四川的步云乡，如果成功，可以将成果推广到各地；一旦失败，也可以将负面影响控制到最小。就中国政治改革的洪流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其进行引导，合理导向，而不是对其听之任之，成为洪水猛兽。中国的民主改革实际上起源于基层，在最底部。中国的民主改革进程发源于中国80多万个村庄，然后逐渐向上扩展，到3.8万余个乡镇、2 500个县、330个市，再到3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最后到达中央人民政府。　

在西方，我们看的是 “超级民主”。选手呢，就是苏东国家的政客们。我们之所以为这些在民主方面天资不高的选手欢呼雀跃，仅仅是因为这些人是按照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家照猫画虎。虽然这些所谓的西方政治家在民主方面也是知之甚少。

保守派对改革开放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以澳门为例：最初明朝只是将其租借给葡萄牙人用来晾晒渔网，但是最后却变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保守派认为，邓小平的做法是把人变成了商品，是“割地”（即使很短的时间也不行），丧权辱国。邓小平花了数月的时间才平息了党内的争议，在党内斗争中坚持下来。反对派主要来自于传统的保守派，即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终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正如中国历史上多次上演的那样，实用主义占了上风。考虑到当时中国缺乏足够的经济和财政实力支持其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利用外资。因此，深圳经济特区就向外国资本开放了。　　当然，当时的实验仅仅局限在深圳经济特区。1987年，美籍华人林同炎（ling Tung Yen）曾经向中央提出租借浦东，时间大约在二三十年左右。浦东位于上海市，如今是上海的金融中心，当时还是无人居住的荒地。林同炎提出的条件十分优厚，收益也十分可观，但是党中央拒绝了。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大都是出生在1949年以前，也就是“屈辱的百年”那段日子。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所遭受的屈辱，也见证了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如何实现独立自主。同样，他们也经历了十年浩劫，劫后余生。现在，他们让自己的思想跟上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马克·莱昂纳德在其所著的《中国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一书中曾经提出：“与西方民主政权中的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批评的能力，简而言之就是知道如何对自己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