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西方的过时与中国时代的到来（2）

批评家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这一数据提出了质疑：中国是一个毫不尊重人权、腐败丛生的独裁政权。这一批评实际上有些老生常谈，很遗憾的是，西方世界侵犯人权的例子数不胜数，每天都在发生。腐败和诈骗的例子也不胜枚举：麦道夫丑闻，华尔街诈骗案，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向卡尔扎伊的兄弟支付薪水以通过他保持同阿富汗军阀的接触，美国的黑水保安公司在伊拉克身陷泥沼，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内阁每天丑闻不断，英国议员的“报销门”，萨科齐的欧莱雅政治献金案…

在西方世界中，繁荣与民主毫无关联。

尽管西方的政治体系遭受了灾难性的危机，但是没人准备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甚至没有人承认它是问题之一。西方民众都深知在过去20年中西方世界的生活标准在不断下降，但是并没有要求政府采取具体的政策，而是要求其发扬民众的信仰。纵观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带来财富的是自由贸易而不是普选产生的政府。美国的创立者本身就是自由贸易坚定的信仰者，扮演着大力宣扬自由市场和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但是西方的宣传机器对冷战的阐述却误导我们相信民主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言：“民主是最糟糕的政体，但却是其他已经试验过的政体中最好的。”

根据心理学家的观点，逃避现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消费，跨国公司每天用无数广告对我们进行轰炸的温床。这种做法无疑抓住了人们的要害，影响人群的集体行为。在此影响下，人们会不自觉地伸手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一种商品，而不是做出另外一种选择。

很多心理学家将消费主义视为困扰这个地球上最富有地区顽疾的主要原因。人们拼命地赚钱只为了满足自己畸形的消费欲望，而这反过来又成为压力的来源。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陷入一个怪圈，我们拼命消费视图减轻日常生活的压力，而这一行为又成为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一。那解决之道何在呢？那就是百忧解（Prozac）。

自1988年伊莱·莉莉发明百忧解以来，已经有4 000多万人依靠其对抗抑郁症的困扰，结果却不甚乐观。赫尔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欧文·基尔希（Irving Kirsch）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同僚曾于2008年在《公共科学图书馆杂志》（Journal of 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该研究表明，与服用安慰剂的人群相比，服用百忧解群组的状况并没有特别改善。不仅百忧解如此，帕罗西汀（Paxil）和郁乐复（Zoloft）的效果也不明显。靠药物解决困扰西方人的顽疾并不现实，唯一的可行之道应该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抑郁症患者的数量逐年上升，并且增长率与个人债务的增长率相同。在西方意义中的富有地区和民主国家，抑郁者与债务违约者成倍增加。正如金融危机一样，这两种现象最先发源于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富有、也号称是最民主的国家，然后衍生到世界其他金融市场。

身陷经济危机之中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加节制的消费并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相反，却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自己建构的海市蜃楼中，银行消费的信用额度被自己当成了切实的财富。“我能借多少，我就值多少”这一在喧嚣的20世纪90年代响彻美国所有商学院的咒语终成为全球化的赞歌。我们的行为准则是十分荒唐的，对财政风险的评估成为空谈。然而，西方政府现在劝说民众像危机发生之前一样大肆消费。消费是西方经济的命脉所在，一旦消费停止，经济就无法继续。这也是政府向民众传达的信息主旨。也就是说，消费这一将西方国家推向无底深渊的罪魁祸首却是能将其拖出泥潭的救世主，你相信吗？难道这就是当代经济的自相矛盾之处？到目前为止，事实似乎真的如此。

然而，经济学与心理学存在明显的差别。心理学的目的是寻求心理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之法，探寻病因。当心理学在荣格的推动下摆脱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桎梏之时，经济学理论却止步不前。经济学家们仍生活在亚当·斯密（经典经济学理论之父）的羽翼下。但是亚当·斯密所创立的理论模型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事实上，两者毫无关联。在过去的20年中，没有人真正潜心研究经济学理论，也没有人试图进行理论创新，甚至没有人对现有的体制提出质疑。答案就在于新自由主义貌似赢得了冷战，每个人都认为它是一劳永逸的。然而，就在此时，根据福山的理论，经济学理论来到了历史的终结。

现在很少有人相信个人的逐利行为会自然导致国家财富的聚集。我们很难发现金融高管们所获得的数十亿美元的红利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到底有什么关系。过去20年，美联储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实际上就是金融领域的百忧解，通过对病症的抑制使西方忽视了真正的危机。依靠药物或者不切实际的方法治疗抑郁症或者处理经济问题只是饮鸩止渴，治标不治本。现在，当自欺欺人的药物和方法不起作用时，危机就爆发了。

就此而言，当今世界已经不再是某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可以一手遮天的时代了。凯恩斯以鲜活、富有建设性的话语创立的宏观经济学曾经统治了世界，但是其在剑桥大学时同马克思主义者的交流却是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