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性的国家建设：中国模式（6）

中国自己的消息来源称，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已完全接受毛泽东主义，但这些组织规模小，在运用武力方面也十分不得力。缅甸共产党已作战逾20年，以反抗这 个或许在东南亚最弱且在广泛内乱中无所作为的政府，但目前已损失大部分于5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游击力量，现在只对该国中部一些小范围区域构成威胁；中共显 然希望加强这个共产党组织，但从1967年开始中国不得不应付因敌视奈温政府而引起的缅甸对北京政权的普遍反感。而马来亚共产党（Malayan Communist party）虽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于50年代初发动了一场十分积极的反抗英国政府的武装斗争，但很快被高效的反叛乱行动完全镇压，过去10年中，其残余部 队一直隐藏在泰国边境附近。最后，泰国共产党在过去20年中一直是一支较小的军事力量，迄今未能建立起较有规模的游击队组织，也未能争取到它声称正在发动 的“解放”战争所需的群众支持，这在战略上对北京来说无疑是印度支那以外最为重要的“人民战争”。

在其他与中国没有联系或关系不明确 的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菲律宾的军事失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菲律宾共产党在相当多的农民支持下于40年代后期发动叛乱，依照“人民战争”的主要原则在 之后几年内发展势头良好，但随后被击垮，一是猛烈的军事镇压，二是它试图摧毁的新独立政府进行了农村改革。印尼共产党则十分值得关注，它在50年代中后期 得到相当强大的民族主义支持，并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十分接近，后因部分领导人参与1965年9月的政变未遂而几乎全军覆没；它也曾在1948年的一次暴力行 动失败后遭到严酷镇压，后来力量得以恢复，但如今面对国内强烈的反华和反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加之无法再得到名誉扫地的苏加诺的资助，其力量可能不会 再恢复。最后，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现已分裂为三个对立的组织，其中只有一个组织与北京有联系，且只有一次简短的游击战争经历。这次游击战在印度独立后不久 发生，但因尼赫鲁政府受过英军训练的部队采取有效的反击，战争不得不停止。越南共产党是东南亚唯一一贯表现出高水平游击战能力的马列主义组织，它成功的主 要原因是自身强大的民族精神和其所对抗的政府的非法性质；它的成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中国人民战争战略的有效性，但无法支持任何将毛泽东主义视为革命灵 感源泉的说法。

新中国当局努力将其思想传播给发展中地区的马列主义政党，并坚持认为毛泽东式的革命战争必然取得胜利，这证明了新政权 奉行的原教旨主义中存在的扩张主义成分。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基本价值观进行强制的维护以使其免遭质疑，这不能局限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上，而必须 体现在根据新观念来决定整个世界的局势的努力中。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新中心，毛泽东思想将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信仰体系。驱动这一目标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 义，与苏联的敌对更加激发了这种情绪。这个因素连同强烈的意识形态动机，显然导致中国在推进其宏伟计划时急功近利。然而，目前的战略使中国领导层的期待局 限于实现一部分目标，而实际结果或许会令人失望，原因之一是大国野心的介入往往抵消了毛泽东主义启发革命灵感所达到的范围，原因之二是现在提出的人民战争 理论反而阻止了共产主义运动寻求与“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合作的努力，因而必会阻碍有效革命所需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建立。过去，中国在一些国家努力推进政 治暴力的同时，也与邻国互动交流，进行文化渗透，使一个目标得到推动的进步与使另一个目标遭受挫折的后退互为平衡，从而有助于保持对整个革命事业的信心。 但现在，推进“人民战争”的失败得不到补偿，尤其在国内发展没有任何起色的情况下，这样的挫折可能会挫伤统治精英的士气，并陷入对权力的进一步争夺。如此 一来，中国转向新的国家建设计划，鼓励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中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亲和态势的可能性将更加渺茫。

六

1949年以来中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并未反映出一个发展的学习过程。大跃进是一次鲁莽的试验，开始时并没有证据证明群众的“创造力” 是被前几年的计划经济遵循的更为科学的方法所限制。随后，大跃进失败导致的严重问题显然引起了人们的重新思考，达成采取相对务实政策的共识也在短时期内成 为可能，而此时毛泽东主义受到大胆的知识分子的谨慎嘲讽，后者得到党的高层领导的默许和支持。但是，1966年毛泽东和林彪通过军事支持确立了权威地位， 体制连续性遭到决定性中断，此后生效的各项政策只反映了新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的强化，凡是与正确的革命学说相抵触的个人或想法都会受到极端的敌视。

一个国家严重的经济困难被忽视的程度以及其剧烈的教育改革影响科技进步前景的方式，说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是在何种程度上排斥对过去经验的严格审查 而依赖那些本质上非理性的因素的；但是与现代化所需的建立共识、发展制度和形成普遍的创造力最为对立的是一直保持高度紧张的社会局势，这种紧张氛围迫使群 众一次又一次地尊崇毛泽东主义，致力于反对所谓的敌人的不懈斗争。新的国家管理手段中的这一方面必定会削弱意识形态的社会有效性，而强化各级别的派系斗 争。而且，促进团结的努力，包括调动爱国主义情绪来反对言过其实的外部危险，也定会受到领导层自身形象弱点的阻碍：领导层已过度宣传了它对反对派规模扩大 的忧虑，已表现出它不愿在所有想赢得新权力机关青睐的派系中间作出决定性选择，并且未能逐步形成具有说服力的新的大众传播形式。

新体 制中的所有冲突和关于体制发展的不确定性可能造成中层和上层的信任危机，对那些在文革前身居要职而现在身处危险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同时，在那些认为自己已 融入新体制的人当中，也有不少人为了保护自己并促进自身利益而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发展非正式的个人信得过的圈子中，因而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兴趣降低 了。因此，尽管新的原教旨主义带来所有的喧嚣与愤怒，新领导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已做好心理准备接受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在西方的政策发展中这种可 能性值得非常认真的思考，因为一旦经过合适的安排，中国精英阶层中部分人可能会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

西方在努力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同 时，应该付出更有力、更大度的努力来建设那些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事实上那些地区的国家确实也存在这种需求，因为如果没有更慷慨的资助，它 们的发展速度将保持在低位，部分国家可能在处理内部安全威胁方面存在巨大困难。如果能更有力地投身于为这些国家谋福利，特别是如能投入更多创新性来帮助发 展其政治进程中的建设性力量，那么建立在尊重人权、协调创新与自由以及实践社会公正理念基础上的国家建设的潜力便能十分有效地展现给中国领导人。

(陈芳蓉、蒋林：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