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性的国家建设：中国模式（5）

毛派当局可能打算通过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来为反苏斗争增加新的筹码，以此 激励发展中国家的广大群众。然而，在中国继续努力使其体制存活发展的同时，它期望以苏联为代价来取得重大进展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亚洲的相关共产主义运动 依照“人民战争”策略通过武装斗争取得实质成果。这样的成功似乎可以期待，但是在东南亚，大多数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正受到阻碍，原因之一是 中国期望它们完全认同毛泽东思想，之二是中国十分强调使用武力夺权，之三是它们自身显然缺乏能力吸引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支持。虽然如此，随着越南战争的结 束，亚洲平衡格局中的变化更进一步推进了北京政府的目标；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的马列主义政党在吸收新成员方面也变得更加活跃。

对 西方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事实上从南亚的非武力意识形态竞争（中国是在1954年加入这一竞争中的）中的退出、其政权的动荡、向专注于输出革命的转变、对 苏联的强烈敌视，这些都是极为有利的，是西方国家在10年之前始料未及的。由于上述变化再加上中国向一些邻国表现的敌意以及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建立，东亚和 南亚的国际环境变得对西方十分有利。美国对越南事务的干预现在也被一些邻国认为是抵制那些对东南亚大陆造成不利影响的暴力运动的努力。然而，这些年来，美 国支持南越西贡政府的军事介入大大增加了美国政府在镇压反叛战争方面的成本预算，且在目前的东南亚局势下，可以设想这样的战争在未来几年内仍将继续，因此 美国愈加严格限制直接使用武力来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中国在这一政策转变上并未发挥直接作用，自1965年初国内发生动荡并极端敌视苏联之后，中国的影响力 已经削弱；但当时中国如能避免国内纷争并仍与苏联合作，那么美国的干预很可能引起一场范围更广、代价更高的战争。

随着中国体制和中国 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生改变，西方对南亚（除了巴基斯坦，在那里，中国文革之前就已经展开的一个小规模援助项目仍在运转）实现现代化进程的援助只需面临与 苏联的直接竞争。而苏联只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有较大规模的援助项目，并伴随强有力的宣传活动，但与西方所支持的那些宣传相比，规模仍相对较小。东南亚的大 部分国家对苏联的经济援助不感兴趣，未给苏联创造文化渗透的机会。因此在那些较顾忌中国的军事力量并受到“人民战争”理论直接影响的国家，西方旨在加速现 代化进程的倡议被接受的机会很大。许多选择方案值得一提，但从打击中国模式的角度来看，似乎最为重要的是：目前的形势要求发展国家管理的新形式，引导热心 的改革者和现代化的支持者将精力投入到蓬勃的、有建设性的政治运动中去，这些改革派原本可能会受中国经验的启发，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因其国家政府的狭隘眼 光、无能、腐败和党派斗争而遭受挫败。目前，西方对这一地区的国家建设的援助包括以各种形式支持行政架构的发展，但几乎完全排除对政治运动发展的直接援 助，尽管西方已认识到，除非有一些具备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将群众联合起来的政治团体对新兴国家中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的群众展开呼吁和组织工作，否则，这些群 众无法被激励起来推进自身利益并执行政府的政策。以前，除了纯粹的经济援助，南亚的氛围总体来说对西方的多数介入形式是十分不利的，对政治运动发展的援助 更是不可能的，但现在，该地区许多国家的公众舆论可能已准备接受西方对主要政党的各种私人或官方的援助，尤其是如果援助方能够充分地解释清楚，其援助主要 是服务于使广大贫苦农民从地主和富农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这一革命目的，是为了建设性的需求，是为了在广泛的农村发展项目中开展合作。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 容易。传统的精英通常认为渗入进公开的政治运动易如反掌，而这些政治运动组织已确立的领导者们则倾向于在招募热心于改革和现代化的人士的过程中抵制外部压 力。因此，要实现其潜力，新的国家管理形式必须更具创造性，更灵活机动。

五

中国的出版物和广播通常没有充分地阐明它对第三世界的看法：虽然它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大量充满热情的报道，表明中国对推进和支持革命的普遍关注，但未予 以明确的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府领导的国家是否必须经过武力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宣传材料显示出中国对正在努力建设自己国家的前殖民地“人民”的深切同 情，这可能会传递出一种印象：中国人看到了一条用进步的非共产主义运动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模式的道路。然而，在面向发展中地区的马列主义政党和接受思想灌 输的国内受众的声明中，毛泽东思想强调，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新兴国家中的“人民”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每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都 将以持续的剧烈社会变革为基础，如果由于无产阶级执政党中出现“修正主义”趋势而放松基本的社会斗争，就会出现回归资本主义的严重危险。这些正统的思想与 其他在文革期间首次制定的方针互为补充，即每次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必须遵循革命战略的基本原则，这些战略已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战争中得到应用，同时 拟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中国的新秩序为模板。

由于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因此，其优越性是强调 中国作为革命典型的依据。这似乎暗示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带来的启示不足以防止苏联出现严重的“修正主义”倾向（这一倾向被证明是致命的），但毛泽东思想指 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保存和发展革命活力的新方法，即运用群众斗争和改造的方法，它也说明了在长时期内这种社会复兴所需的强大动力。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国家建设 的正确基石，有助于支持其人民战争理论适用于一切新兴国家的主张。该主张的一个理由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动夺权斗争时的情况基本 类似。

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战争原则要求集中动员受到严重剥削的农民，激发其起来反对压迫者；只有以这种方式诉诸武力，他们才能“解放” 自己，从上层阶级手中夺回土地，了解自己国家的社会问题，从而致力于反对一切剥削阶级和“反动”政府的民族解放斗争。甘于献身的游击队员从觉悟的农民中间 招募进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成为人民军队。这些团体以极大的决心发动巧妙的持久战，充分利用他们在群众中获得的支持，必将消耗掉政府的武装力量，将敌人 中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并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更加激进的方法，直至整个国家的领土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领导农民武装的共产党先在一些地区夺取政权，革命力量 从这些地区蔓延到整个农村，然后再包围城市。

作为总指南和对发展中地区马列主义政党的指示，“人民战争”理论似乎是被广泛接受的。但 中国以各种方式劝告发展中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要紧密联系毛泽东政权，在斗争中接受其指导；他们显然还必须明白他们的领导人不应试图在理论或战略上做出任何 创造性改革，因此中国革命的方式具有十分苛求的方面，其吸引力必定会受到限制。北京政府可能希望中国政权的新活力会鼓舞其他共产主义政党热情接受其理论权 威，但它与日本共产党和印共马的接触并不容乐观，而越南马列主义运动拒绝与毛泽东主义发展任何关系的事实已明确显示：任何通过培养强烈民族主义情绪而获得 广泛群众支持的无产阶级政党，都绝不会冒着因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而疏远任何一个追随者的危险，在中国政权发生各种纷争之后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