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性的国家建设：中国模式（3）

三

旨在使这个新革命国家存活发展的努力体现了对毛泽东式的意志在如下方面的效果的坚定的、甚至可能是孤注一掷的肯定：建立制度和开展运动、改造人性和激发 群众合作、培养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现代社会主义经济。为了取得胜利，他们必须克服众多困难，这些困难来自其政权的治国方略本身以及这些治国方略在其中得以 实施的环境。

鉴于新兴的权力结构正在努力实现较高程度的集权，有序、一致、积极地实施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是可能的。军队拥有最高权力， 使其能够向政府和共产党的新机构发出统一指示。然而有迹象表明，高层军事领导之间因为与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部分的五个野战军的亲疏关系而出现了裂痕。 在军队精英内部，毛派和专业军事人员之间也有持续存在冲突的迹象，有人攻击这些专业人士反对“人民战争”的军事学说，并与党内的“走资派”有联系。而且， 不仅是高层领导，中层甚至低层更是如此，文革中幸存下来的官员与大批被吸收进入新权力机关的活跃分子之间出现派系斗争，同时，许多迹象表明，那些在大规模 反对党的前领导人活动中有突出表现的和正努力在新秩序中获得保障和影响力的积极分子内部也出现摩擦。军队领导人正努力消除这些冲突，但显然受到阻碍：文革 的氛围促使这些积极分子进一步追求自身利益，与所谓的敌人不断展开斗争以证明他们对毛泽东主义的忠诚，因为任何人一旦放松这种派系斗争就会被指控为“资产 阶级”。因此，军方被迫要求加强其领导力，但它向群众传递信念和热诚的能力似乎并不高。林彪及其大部分同事的政治风格习惯用下达命令来显示影响，但在说服 群众方面缺乏经验。同时，军队领导的宣传队虽在政府内部和群众中表现活跃，其沟通艺术却不如以前的党的干部有效。

以林彪为首的少数统 治精英在决策时高度专制，尤其注重保持其高高在上的姿态，展现人格魅力。指示似神谕一般被制定出来，显然意在证明其优越的革命意识。以此种方式建立自身形 象无疑使毛泽东和林彪对来自工人阶级的建议失去兴趣，而且似乎导致其不愿正视实际问题。为了保持其具有高度权威的领导人形象，统治精英关注的是如何避免解 决问题的压力，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其指示受到批判性审视的情况；他们所声称的其指示的绝对无误不能因为严密的决策程序而受到损害，因为严格制定的决策会面临 下属的公开评价，且有可能根据实际结果被迫作出修改。

新统治精英在高层权力分配问题上未能制定出全面解决方案，这可能应主要归结于强 调人格魅力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导致的约束。军方主要负责简化新的行政机构和党组织的结构，并对所有人员进行政治培训，但现在尚不清楚国务院将在何种程度上继 续管理政府机构，党的上级机关在4月召开的九大上经改组之后又是否能行使任何实质性的权力。九大本该就新体制的机构框架作出主要决策，但会上通过的主要文 件，即林彪的报告和新党章，并未作出任何有关权力分配的基本决定。与1956年的党章相比，新党章措辞含糊，十分简短，语气更加专制，且明确提出林彪是毛 泽东的接班人。当然，由于现在担任高级职务的人员在工作态度、社会关系和工作才能方面的情况十分复杂，对毛泽东和林彪来说，要在高层权力结构上进行正式划 分似乎是不切实际的。但正如林彪将其第四野战军旧部人员分散部署进各级地方新的革命委员会的做法所暗示的，这里可能存在如下强烈的倾向，即大力依靠人际关 系以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体系。很明显，与其他野战军相关的团体也需在职位分配上得到适当平衡。

另外，统治精英行使权力的方式影响了这 一新秩序的经济前景。在整个体制中合理分配权力的失败必将阻碍制定经济增长政策的连贯性。此前，发展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是由一些政府和党的上级机关负责，并 由少数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共同协助完成。然而，这个复杂的机构正在强大的军事影响下接受改组，之前的负责人在新的党组结构中地位较低，因而在决策中缺乏影 响力。

在官方文件中，对经济的关注并不突出，这反映了毛派当局的当务之急是继续肃清队伍，这似乎也是其决策的基本方法所导致的结果。 尽管自1967年初中国媒体就大量报道了大部分工业中心运转情况不佳，尽管这些表明从1966年初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目标并未实现，但经济状况仍未在党 的九大上引起重视。会议的重心是继续对反毛派分子展开斗争，这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先决条件。就像所表述的那样，中国新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既不是建立在高压政治，也不是建立在物质激励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人民 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他们就会充满革命活力和创造力。因此，开展群众运动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创造性研究和应用，将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以实现多快好省 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

显然，毛派的决策方法意味着各部级单位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些部门一方面承受着上级要求出成绩的压力，另一 方面被期望着带着强烈的革命热情，直接应用国家领导人的战略思想来制定正确的行动路线，同时自觉地努力限制对技术专家的依赖。对这些部门而言，有充分的理 由默认专业技能的价值，尽管它们必定会承受巨大的压力来隐瞒这一点。上级主管部门对专业化的态度似乎与主管经济的官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即建立大型 垂直整合的国有企业是不允许的；这是正被党清除的“资产阶级”分子赞同的形式，而无产阶级似乎认为这样的企业会给予负责人过大的权力，同时会对管理能力提 出非常高的要求。

与先前的体制相同，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建设重工业以支持大规模的武装部队建设。为了促进服务于重工业发展的资源分 配，轻工业不是优先考虑的部门。这与重视经济紧缩是相符合的，但也意味着轻工业的出口额很小；因此用来购买生产资料所需的大部分外汇不得不通过农业出口来 赚取。然而这些受到生产力低下和庞大内部需求的限制，只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来提高产量。由于农业生产落后，经济的整体发展步伐缓慢，导致城镇就 业机会少于毕业学生人数。于是，大量待业城镇青年被送往农村以增加农业生产并建立小型工业。所有青年都接受了要在农村积极工作的思想灌输，但有迹象表明相 当数量的年青人都对下乡政策心存不满。

城镇居民转移到农村的政策引起教育的急剧变化。“文革”期间学校本已长期停课，对“资产阶级” 教师和教授的大规模整肃也仍在进行当中，现在所有课程都被缩短，大部分则以培养工业和农业技能为目的，这可能会加速基础技术的应用从而提高农业产量，但是 这些变化已大大降低了科学研究的质量，放缓了技术发展的步伐。

总体而言，经济增长似乎略低于1966年时的水平。工业产值预计在 1967年经济混乱期间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但在1968年有所改善，原因是派系斗争和工厂停工减少。1968年，由于天气恶劣，农业生产下降；粮食生 产达到182亿吨，比1967年的预期减少800万吨。去年的出口从1967年的1887亿美元下降约16个百分点，与1966年相比下降超过 15%。1968年的大部分下降是由于有色金属出货量的急剧减少，同时机器购买的大幅削减导致这一年的进口下降约8个百分点。